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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再过多地想象莱斯丽的家，呈现在眼前的与我预先想到的完全不同。事实上，这个形象许多年后仍像一个铜钱那样光亮耀眼。莱斯丽的家是如此漂亮，以致我在那门前来回走了好几次，无法想象那坐落在皮埃尔庞德街上的房子与她给我的地址是同一个地方。当我最终确定后，我站在那儿没动，心里涌起的几乎是一种仰慕的感觉。那幢房子用希腊文艺复兴时期的精致的棕色石头修筑而成，稍稍从街道向后退了一些，留出一片草坪，中间是一条新月状的砾石车道。车道上停着一辆铮亮的卡迪拉克，深栗色的，显然经过精心养护，整洁异常，毫无瑕疵。它真应放到展厅里去。

我在绿树成荫煞是优雅的人行道上停下脚步，尽情呼吸着令人振奋的清香。在傍晚的暮色中，房间里射出柔和的灯光和收音机里传出的旋律，突然让我想起里齐蒙德大道的那些豪华府第。我觉得这情景应该出现在那种精美杂志上，为菲谢尔·杜比埃斯、苏格兰威士忌、珠宝或任何价格不菲的精美物品作广告。但最让我回忆起的是南方联盟首府那种幽静别致的风格。当我走向门廊时，一个半蹲在地上画线的黑人司机张着粉红色的嘴冲着我笑，接着一个活泼有趣的女仆把我让进屋里。那女仆穿着打褶和荷叶边的又黑又亮的制服，她的口音——我能准确地听出是罗阿诺克河和科里塔克县一带的，那是在北卡罗来纳的东北部，刚好在弗吉尼亚南端。我向她询问，她证实了这一点，说她来自南方乡下。“对极了。”当我说着像稀泥一般软和拖沓的地方土语时，她插嘴说道，被我对语言的敏锐能力逗得咯咯直笑，然后把目光移开，说：“来吧！”她努力做出一付礼貌的模样，翘起嘴唇，小声地用北方腔调说：“拉普德斯小姐马上就出来见你。”想着那昂贵的外国啤酒，我已经有些飘飘然了。然后接着，闵尼（我后来知道这就是她的名字）把我领进一间非常大的乳白色起居室，里面放着令人想入非非的长沙发、睡榻和休闲椅。地上满着厚厚的地毯，也是白色的，上面没有一点污迹。四周全是书橱，里面放满了书——都是名副其实的真正的书，有新有旧，大多有被读过的痕迹。我在一张奶白色的鹿皮沙发上坐下来。沙发很软，放在有如仙境般的波斯纳尔德和德加的《乐师排练场》之间。德加的那幅画看来十分眼熟，但具体又说不上来——后来我突然想起，在我少年时集的那些邮票中，它被印在法兰西共和国的一张邮票上。“全能的上帝啊，耶稣基督”，这就是我当时能想起的感叹词。

那天，我一直处于一种兴奋状态，但同时又没有完全准备好。我那不安分的眼光曾在《纽约人》杂志和电影中见到过如此豪华富丽的场景，却从未目睹过真正的实境。这种文化休克感——对肮脏而实用的金钱的领悟与性欲突然溶合在一起——使得我坐在那里有一种说不明的复杂感觉：脉搏加快，脸上涌出兴奋的红潮，垂涎欲滴，最后，我那玩艺在汉斯·约克牌内裤里本能地挺了起来，而且整个晚上一直不下去，不管我用什么姿势——坐着，站着，甚至在盖奇托罗饭店的食客中蹒跚地走来走去时也不行。盖奇托罗后来成为莱斯丽经常光顾的地方。当然，这种现象与我的青春年少分不开，后来很少再出现过（30岁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了）。我以前决不会在性以外发生这种情况。（最难忘的是那一次，我十六岁，参加学校的年会，有一个很会卖弄风情的小女人——我曾提到过她，莱斯丽与她相比简直有如天人——对我极尽挑逗之能事：向我的脖子吹气，用手指头挠我汗湿的手心，用她那光滑的腹股沟紧贴着我。尽管是假装的但却很卖力。这样过了几小时后，圣徒般的意志力才将我从这小荡妇身边拉开，一头扎进夜色中逃之夭夭。）但在莱斯丽家中，并不需要这种肉体的激发，只需将莱斯丽的即将登场与一种——我毫不羞耻地承认——对大量财富的躁动的意识加在一起就足够了。如果不承认我把那醉人的交媾与闪电般的婚姻的念头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我就是在撒谎。

很快我就在无意之中了解到——从莱斯丽和她父母的一位中年朋友本·费尔德先生及夫人那儿，那天傍晚，他们与我前后脚来到莱斯丽家——拉普德斯的财富最初来源于一块不起眼的塑料，那东西还不及小孩子的手指头或成人的阑尾大，其实就只有那么一点大。费尔德先生一边抚弄着他的王牌烟斗一边说，拉普德斯在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成功地生产出一种凹雕的塑料烟缸。这种烟缸（莱斯丽后来对我详细说过）是人人都熟悉的那种：黑色，圆形，上面压有诸如“斯托克21俱乐部”、“埃尔·莫罗克”，或是“贝特之家”、“指头酒吧”之类的字样。许多人都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