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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学系可就不然了。数数它的领袖们，可说内有宰辅，外有封疆。据国民党的传统说法，政学系的成员没有‘简任’以下的小官。所以他是个‘有将无兵’的团体。他们只与高级的正敌，决胜于千里之外；而不在大学的学生宿舍，或小职员的公共食堂内，对人家横眉竖眼地表示特殊惹人讨厌。所以政学系给予一般人的印象便是这一团体是一大批做大官、享厚禄的‘治世能臣’的组织。事实上，自民初国会政治搞起，直至今日作‘厨房内阁’为止，它在国民党内的影响较之其他任何派系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将来史学家如一秉春秋之笔来论断国民党的史实，如认为该党功在国族，则政学系实在应该‘配享太庙’；相反的如果认为国民党祸国殃民，罪在不赦，则政学系实在不能只算是‘胁从’！但是政学系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这也是个有趣而值得研究的问题。不过要研究‘政学系’可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的历史、人物、组织、政治权术；它代表了什么利益；甚至它的‘阶级性’都太复杂了。笔者也断不敢以‘二手资料’冒昧来作一项”Case　Study　”，只想就书本知识，来一探这一派的起源，和它以往在国民党当政中所活动的大略而已。但愿我们沾‘言论自由’的光，先为这个问题画个轮廓，好让其他专家或‘个中人’来以事实填补罢！

（二）

讨论‘政学系’似应从‘同盟会’谈起：

‘同盟会’原是一九○五年（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夏季，中国革命分子在东京所组织的革命大同盟。盖斯时中国留日学生共有两万多人。真正读书的人虽然不多，但是谈革命却是一时的风气；革命的小团体如雨后春笋，个别的革命家更不计其数。大家都认为有联合组织之必要，刚好孙中山在伦敦蒙难之后，在这一年载誉东归，成为国际新闻人物，大家乃公推中山为首于一九○五年七月三十日正式在东京成立同盟会。

虽然同盟会当时的誓辞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但是盟员一致服膺的共同信念却只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最多也只到‘建立民国’为止。因此，同盟会虽然是中国革命史上最‘革命’的一个团体，但是一旦‘民国成立’了，奋斗目标消失，革命精神便再也打不起来了。

所谓‘民国’这一概念，在当时的解释便是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是个‘共和政体’有总统、内阁，和上下两院就够了。有才识的政治家，和善于纵横捭阖的政客，都应集中到‘国会’里去动口不动手。因此民国一旦成立，同盟会便‘盟’而不‘同’了。当宋教仁、黄兴一般人正式把同盟会改为国民党，以便在国会内以‘政党’姿态出现从事政争时，另一干与宋、黄不合的盟员如章太炎等，便另行组党，甚至与前保皇党蜕变为北京政府中的政党进步党等携手在国会之内与国民党对抗了。同盟会这分裂非关本题，权且按下不表。

再看这以宋、黄为首的新国民党，其内部也发生了细部分裂，形成激进与稳健两派。激进派以孙文为首，主张把革命进行到底，决不与北洋派并存；稳健派则以宋教仁为首，主张政党政治，通过国会，掌握政权。这一派在民国元、二年间是国民党的多数。因此，宋教仁占尽锋头；孙中山反而受到冷落了。可是，在民国二年（一九一三）二月二十日宋教仁遇刺，接着国民党举兵讨袁（所谓‘二次革命’）之后，国民党内激进派，又振振有词。孙中山因而在日本又把政党形式的国民党，以一人为中心的‘中华革命党’。并于民国三年六月在东京正式成立。

这时以国民党占多数的国会已被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也成了非法组织，因而党内稳健与激进两派领袖同时在海外流浪。但是这两派的作风却大有不同。例如民国四年初日本向袁世凯提出‘廿一条件’要求时，全国震动，稳健分子，则主张暂停反袁活动，以便北京政府全力对日；而激进分子则不择手段，不惜暗中与日本联络共同对付袁氏。

由于这两派作风之不同，所以当中山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时，稳健分子多不愿参加。民初的国民党中真可说是人才济济，但吾人试一翻‘中华革命党’的盟书，便可知人才寥落得可怜。新党中的‘知名人士’只是少数奉中山为神圣的‘死党’，如胡汉民、廖仲恺等人，且多半是与中山有乡谊的。其外为辛亥前后，头角峥嵘军政两界著名的领袖如黄兴等则多半不愿参加这一个只服从个人的半封建形式的组织。武人中原为辛亥军事中坚的所谓留日‘士官系’的人物，简直有百分之九十拒绝参加。所以国民党的中坚人才，仍集中于稳健一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