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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1）

这本书的第一个读者是我的老师余秋雨先生。余老师和我是忘年之交，在历史散文的创作上我知先生甚深，而先生对我这个“年轻人”也不计长幼，鼓励尤多，期许亦深。这次，余教授作为惟一被邀请的华人学者刚参加完在东京召开的联合国世界文明论坛大会，才回到国内，便又投入到四部学术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中。同时还有台湾几家学术出版机构向他约稿，日常事务极其繁忙。可先生仍是利用晚上的时间，从头至尾仔细地看过了这本书，随后欣然泼墨，题写了书名，让我这个晚辈非常感动。　我的这本书，以南唐李煜为开篇，以苏曼殊收尾，纵跨有千年之久，解读了中国九位有影响力的文人的曲折命运，以及他们在历史困境中表现出的人格魅力。我突然发现，中国的许多不朽文学作品都与作者本人的漂泊或行旅有关，比如王勃写下《滕王阁序》就是在南下省亲的行旅途中；再如《琵琶行》，就是白居易在远离长安的贬所写下的，旅途的困顿和政治的失意，无形间促成了千古美文的诞生；且说那大名鼎鼎的李白，更是把“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当作人生一件大事去做，正是游历才有了他的川行华章，才有了他的不朽诗名；还有这本书中的李煜，他的那些千古传诵幽怨哀婉的词，大多数都是在北行的途中和囚禁汴梁的时候写的。这些文人有一个相似点，就是都有着置身他乡的经历，羁旅的漂泊和艰辛让他们文如泉涌、佳篇似潮。这也是我书名的由来之一。

中国传统的文学中，怀古始终是一个主题，多少好的诗歌词赋都是气贯千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样的宋词巅峰性句子，我们一眼就能看出苏东坡的怀古主题。可在当代，真正能把古典美学理解透并运用于创作中去的作家，也只有余秋雨先生一位了。《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给我们的美学享受，是其他作家无法给予的，小说家往往沉迷在自己主观世界里精心编织故事，而某些死板的书斋学者又缺乏潇洒生动的好文笔，文章枯燥得像被嚼过的甘蔗渣。也许，中国散文注定要在余秋雨先生出现后有一个大的转向。扎根于传统文化并深受其熏染的中国文人中，必然也会站出一个文势如虹、笔底山川万里的作家，中国文坛出现余秋雨散文这道亮丽的风景是必然的，而他也无疑开了散文的一代风气。当代有“大江东去”健笔者，亦惟余先生一人。　无论有多少居心叵测的批评，都不废江河的流向。在那些批评家中，我觉得他们的心态还未必有我这个八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健康，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创作作品是第一要义，但有些人却舍本逐末，他们所有的代表作加在一起就是一堆骂人的文章，靠骂人吃饭，这一点其实是不正常的现象。而且有些老者，也喜欢夸大其词，然后表现自己如何如何会考证。其实这些人不懂历史散文的实际创作，这种文体的跨度大，涉及的学术细节多，必然会出现可商榷的部分。比如实际创作中我也曾遇到过这样一个问题，在写李商隐时肯定要引述那首“锦瑟”诗，但这首诗从唐末到当代一直有学者考证。记得我们南大中文系已故的程千帆老先生就对此诗作过解释，可他的看法也只是其中一解，学术界始　终没有统一的答案，有人说是悼亡诗，有人说是自怜诗，也有人说是为贬谪的李德裕所写。那么对于创作散文的人来说，这首诗怎么去引用，放在何处？当时，我写到那个地方也就哑然失笑，要是认识那位擅长咬嚼的先生就好了，心想他会对这首诗有具体而确定的考证，但无疑，他要是说出一个答案，估计海内外会有几百个唐诗研究学者群起反对他。相信读者也明白我的意思了，其实学术细节是有很多商榷性的，而一般的读者并不是专业的研究者，对真相未必了解。正是这个原因也就被那些居心叵测而又有些考据根底的人利用。他们往往说出的只是专业学术研究中的一个见解，最终目的也不是善意地帮作家指正瑕疵，而是搞臭对方，实际上他们很多观点在学术研究的领域中多半都是可商榷无定论的。　我们再客观和心平气和地说，任何一个作家在作品中都会有疏漏，即使钱钟书先生这样的大学者也不例外，《围城》一书在翻译到德文和法文的过程中，译者就多次发现了书中的疏漏和错误，这件事钱先生几次谦谨地在再版前言中提及；曹禺是中国杰出的戏剧大家，但他的《雷雨》中却有一处鲜为人发现的硬伤，就是周萍夜晚悄悄地去看四凤时，四凤不让他从窗口进去，他就向里“手推着窗门”，两人一推一拒，请注意“推”字，可我们知道窗户是没有向里开的，一阵雷雨过后窗被风吹开，曹禺又让四凤去“拉着窗扇，慢慢地由外面关上”，显然作者创作的时候过于投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