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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说，冯玉祥自命老前辈，他会服从“我们”吗？蒋特别强调“我们”二字，以示我也有一份。

我说，冯玉祥一人易对付，但是冯氏统兵十余万，他下面的每一统兵将领都是一个冯玉祥。一个冯玉祥容易对付，无数个冯玉祥就难应付了。冯氏今日的作用，正如一串制钱上的“钱索子”。有这钱索子在，有事便拿着这索子，一提即起。一旦这索子断了，钱散遍地，捡起来可就麻烦了。

蒋氏见我言之有理，且辞意坚决，遂不再多言。孰知他心中已另订腹案，一变“近交远攻”的策略为“远交近攻”，对第二集团军暂时用怀柔敷衍政策，掉转枪头来先对付第四集团军了。

蒋先生的初步办法，便是利用湖南省省主席鲁涤平及其第二军暗中准备，以便他对第四集团军用兵时，可收两面夹击之效。因鲁涤平的防地处于武汉和两广中间，一旦有事，鲁氏可切断两湖和两广间的交通。故在1929年2月初，蒋即秘密以大批弹械，取道江西，接济鲁涤平。这一秘密泄漏后，第四集团军在汉将领夏威、胡宗铎、陶钧都发生恐慌。因中央接济湖南弹械，尽可利用军舰溯长江，转湘水去长沙。值此承平时期，难道还有人敢拦路打劫不成？又何必偷偷摸摸，自江西陆路辗转运输呢？

再者，此时蒋先生曾密遣湖北人，以同乡之谊向第四集团军中鄂籍将领，如十八军军长陶钧、十九军军长胡宗铎等暗中游说，促其脱离所谓“桂系”。此种离间作风，颇为胡、陶等所不满。他二人早日在桂，与我们李、黄、白相从有年，由幕僚擢升为第七军中的指挥官，旋又晋升军长，可谓踌躇满志。然饮水思源，他们对我们三人公谊私交均无反目之理，何况他们对蒋先生的作风都深为鄙弃呢？因此，胡、陶曾一再将中央离间的诡计据实告我，并痛骂蒋先生此举为“无聊”。

中央偷运弹械接济鲁涤平的事既被发现，证之以其他军事布置，夏、胡、陶三人乃觉中央处心积虑消灭第四集团军的计划已到最后关头。而何键于此时亲赴武汉告密，说中央部署已定，对武汉用兵如箭在弦上，第四集团军似应采取自卫行动。夏、胡、陶三人得报，至为焦急，深觉“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乃未加深思，便对鲁涤平动起手来。殊不知蒋先生半年来的各种布置，其策略便是激人成变，使中央有“*”的口实。夏、胡、陶三人的鲁莽干法，正中了蒋先生的圈套。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十年国难与内战（4）

先是，北伐完成之后，我为免使蒋先生多疑，所以常在南京居住。1929年初，武汉和中央不协的谣言又炽。我为消除此谣，特自武汉挈眷至南京以示无他。孰知2月21日早晨，军政部海军署长陈绍宽忽来成贤街寓所看我，并报告说，据海军电台的消息，武汉方面已对湖南采取军事行动，问我是否得到报告。我说，绝无此事，也毫无所闻。陈绍宽觉得很奇怪，稍谈便匆匆离去。陈氏去后，我即查询有无电报到来。当即发现有武汉急电一通，正在翻译。译出一看，才知夏、胡、陶三人已对湖南鲁涤平采取军事行动，要我得电后立刻离开南京。

此电报殊使我惊诧，他们三人为何未得我的命令便擅自行动呢？然我也深知蒋先生的作风，我如不离开南京，必被羁押。乃立刻化装，和第四集团军参议季雨农躲往下关一小旅邸中，于傍晚秘密搭宁沪三等车去沪。

我离家后不久，陈果夫、何应钦果然先后来访。内子佯说我出去行街未归。一日之内，陈氏、何氏来了数次。最后，余妻才告以我或已因公去沪。

到了上海，我在法租界海格路的融圃暂住。武汉对湘战事已急转直下，叶琪军迫近长沙，鲁涤平率所部遁往萍乡。武汉分会乃呈请中央政治会议任命何键为湖南省省主席。中央方面则厉兵秣马，准备*武汉。

此时全国函电纷飞，中央系的报纸对武汉和“桂系”的诋毁不遗余力。蒋先生并密派唐生智携巨款北上活动白崇禧所指挥的第四集团军将领李品仙、廖磊等背叛白氏；另外又派黄郛、邵力子等前往河南、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