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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近乎兴奋地谈论着文明的终结。各政党挣扎着试图重新自我定位。人们普遍恐惧德国社会将被取代；古老的道德标准已经消失。或许可以理解，人们不愿认真思考将来，尤其是正在巴黎被炮制的未来。德雷泽尔说，“奇怪的是大多数人对与和平相关问题的漠不关心。他们急欲利用片刻欢娱忘却过去的灾难，狂欢随处可见。剧院、舞厅、赌场以及跑马场空前人满为患。”一位杰出的德国学者牢记着那“停战时的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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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厅（2）

一些德国人开始调查他们等待的几个月里巴黎到底发生了什么。外交部则研究协约国新闻报道，寻找胜利者之间的分歧。并与协约国直接接触，商谈解除封锁或是停战条款。协约国代表总是讨论重大问题。美国情报官员康格上校暗示他在巴黎代表中拥有很高的权力。他是哈佛毕业生，专门研究古老的东方宗教和东方古典音乐。他告诉与他相对应的德国官员，在停战问题上，美法关系紧张，并断言威尔逊总统将反对法国的过分要求。他还给了德国人许多建议。比如制订宪法时，可以借鉴美国模式，赋予总统相当的权力。德国外交部适时地将建议传达给了后来的《魏玛宪法》的制订者。阿格尼教授名义上是普通外交官，实际上是法国驻瑞士情报机构的头头，1919年3月他与柏林的德国知名人士秘密会谈。他留下的误导概念是，如果德国默许法国对萨尔矿山的控制权以及对莱茵兰的占领，法国准备缓和补偿问题和西里西亚问题。德国试图把这个人当作信使。1919年4月，当美国人德雷泽尔告诉布罗克多夫·兰曹，德国必须承认法国对萨尔以及自由城但泽的控制权时，这个德国人愤怒了。“我没有任何理由签订和平条约。”并且加上了至今仍很熟悉的警告语：“如果协约坚持这些条件，那么我认为布尔什维主义在德国是不可避免的。”1919年，与欧洲的其他国家一样，德国发现革命这个怪物在给和谈者施加压力上很有用。有资料显示，其实德国政府倒并未把这个威胁当回事。

德国关注的是将与协约国商谈赔款问题。1918年11月，德国政府成立特别和平代理处，艰难地工作了一个冬天，制作了一卷卷详细的计划、地图、备忘录、建议和反面意见，供德国代表使用。当专列驶向凡尔赛，随车携带的许多柳条箱里装满了为这次前所未有的谈判所准备的资料。

在凡尔赛的日子一天天过去，德国人不停地顽强工作。因为他们确信法国在监听，所以所有会议都演奏音乐，代表轮流演奏选自《汤豪舍》（瓦格纳的３幕歌剧，作于1842…1845年，完整标题为《汤豪舍以及瓦尔特堡的歌咏比赛》——译注）的“匈牙利狂想曲”或“朝圣进行曲”，或者播放特意从柏林带来的留声机。按民主新德国的精神，代表们一起坐在长长的餐桌旁吃饭，贵族坐在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旁边，将军与教授相邻。他们在庆祝国际劳动节。法国媒体做了大量的报道：德国人吃了数量巨大的橘子和糖。

酒店外，法国人在好奇地等待一睹敌人的尊容。他们时而嘲讽，时而吹着口哨，但一般是安静甚至是友好的。德国人乘上法国人提供的汽车参观游览，去凡尔赛的商店，或者出城到乡间去。他们在特里亚农公园散步。“茂密的木兰和山楂树上开满了花，”外交部一位官员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还有杜鹃和丁香也含苞待放。”许多鸟儿、雀、画眉还有一只白头翁非常美妙。“但是这些美好背后是我们灰暗的命运，直冲我们而来，越来越近，也越来越暗无天日。”

最终，在到达凡尔赛一周后，德国人接到在特里亚农宫酒店召开会议的通知。5月7日（或许是巧合，是德国在路西塔尼亚战败纪念日），协约国将递交和平条款。德国有两个星期的时间提交书面意见书。那天晚上直到凌晨2点以及第二天上午，整个喷泉酒店到处都在议论德国代表将如何行动。主要发言人布罗克多夫·兰曹最终决定到时坐着；他在法国报纸上看到会议厅的布局图，德国座位被安置在一旁，像为犯人准备的被告席。现在判断他将要说些什么非常困难。这可能是他与和谈者直接对话的惟一机会。代表团准备了好几种发言稿。5月7日，布罗克多夫·兰曹开车穿过停车场，随身携带了两个文本，一个简短而含糊，一个详尽而据理力争。他还没有决定使用哪一个。

会议厅挤满了人：来自各个国家的代表、秘书、将军、海军上将、记者。“只有印第安和澳大利亚土著居民没有参与这场领地角逐，”一个德国记者说，“各种肤色都有，除了苍白的象牙黄、棕咖啡色和深黑色。”会议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