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坟头现出桃李木剑一口，剑头二龙争珠，剑尾有“反（清）复明”四字。（清）兵追赶五位僧人，就将宝剑勇力救去，杀退（清）兵，与僧诉说一番前事：“当日我丈夫与你相教，因为奸臣所害，走到此地，幸遇夫人公子搭救，未知何时得报？”

郭、郑二人成为天地会中“前五祖”的救命恩人，可见其地位之重要。近世抄本（如戴魏光之《洪门史》）言郭秀英杀退清兵后，将桃李剑给她的两个儿子郑道德、郑道芳，自己与郑玉兰投三汊河而死，谢邦恒葬之河畔。天地会晚出的文献把郭秀英、郑玉兰列为“三英”之二。天地会中有了这两位美丽英勇刚烈的女性，仿佛“说唐”系列薛家将故事中的樊梨花、薛金莲；杨家将故事中的八姐、九妹、穆桂英。有了她们，使得以金戈铁马、朴刀杆棒为主的粗犷故事更富于色彩，也便于号召天地会中的女会众。有了“女会众”，便带来了一个令游民头疼的问题，即男女关系的问题，或说是“淫”的问题。从游民的道德出发，天地会最憎恶“淫”，这一点《水浒传》也为天地会作出示范。晚出的天地会文献中的“西鲁神话”突出了叛徒马二福的“淫”的内容，说他有意强奸郭秀英、郑玉兰。《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中更是绘声绘色地描写了马二福（其名改作马福仪）欲非礼郭、郑二人的情景。

秘密会社天地会内幕（8）

“桃李剑”既为郭秀英、郑玉兰所使用（或为二人所化），那么它在天地会中也有重要的地位，成为洪门的镇山之宝。“萧本”中即有《桃李剑叙》一章，把郑君达及其妻子郭秀英、妹妹郑玉兰的故事从“西鲁神话”中独立了出来。其中言君达是福建厦门大咸美人，身居水军都督之职。他的妻子和妹妹十分美丽，为游方和尚马二福所垂涎，二人不从，投水身亡。后渔父吴成贵父子见二人之尸，便把她们埋葬。二人坟上长出了桃树、李子树，树倒后化为桃李剑二口。此剑“能千变万化，飞腾空中，千里取人首级，实是至宝”。吴成贵把它献给天地会，会中“把它收藏在洪花亭上，以为反（清）复明之用，且以为古记。”这种想象仿佛是来源于《三遂平妖传》、《封神演义》。用这个故事可以增加天地会的神秘性，给会众以激励，并用来惩戒敢冒犯“淫”戒之人。

从上面的简单分析可见，“西鲁神话”像其他一切民间故事和传说一样是逐渐积累丰富起来的。它的故事情节越来越曲折，内容越来越丰富。与民间故事和传说不同的是，累积起来的新情节、新内容不是从传播者的生活中来的，也非个人体验中来的，而是从他们头脑里的知识中来的，而这些知识的绝大部分是通过通俗小说和据以编纂的戏文获得的。这种“知识”甚至在他们的头脑中形成了固定的逻辑，成为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直至今天，由于这种文艺作品的影响尚未完全消失，人们仍然习惯于按照这种逻辑去思考问题。例如，秉公执法是每个执法人员的职责，但是，老百姓往往赞之以“清官”。又如，三年困难时期，许多高级官员下乡，深入基层，访贫问苦，调查研究。有某大员到陕北一带调研，老乡们见到他，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询问：“朝中是不是出了奸臣了？”中央由某人主政，农村老百姓还是习惯说，“某人坐朝廷了”等等，帝制已经被推翻半个多世纪了，新的共和国也建立了几十年了，可是人们在思考问题的方式上还沿袭着旧小说和旧戏曲的路子。可见它已经成为一种思维定势，渗透到社会下层的民众的头脑之中，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现在尚且如此，那么在一百多年以前，对于文化水平很低，处于社会底层的游民，按照通俗文艺作品的逻辑编造“西鲁神话”就不奇怪了。

我们从对“西鲁神话”的分析可见，它绝不是由有较高文化修养的文人士大夫向壁虚构出来影射历史上某个重大事件的，如言少林寺僧人为清廷立功是影射郑芝龙的，郑君达是影射郑成功的，西鲁入侵是影射俄罗斯侵犯边境的等等。这些大多也是身处下层的游民很少了解的。而是由文化水平很低的天地会众口耳相传辗转增益逐步形成的。故事所反映的思想意识、心态情绪都是游民的，而非文人士大夫的。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天地会的组织者和中坚力量到底是些什么人物，他们的宗旨与目的究竟是什么。

当然，我说“西鲁神话”的编纂和发展演变多取材于通俗文艺作品，并不是否认这个故事的现实基础。前面我已经用专门研究天地会的罗炤先生十余次南下实地调查的结果，和他所发现的《香花僧秘典》中的《三滴水赞》，以及其他专家的考证来说明，“西鲁神话”中有些人物与情节所蕴涵的现实影痕（如万云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