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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来了,担心两个年轻人干糊涂事。
这事太大了,张妈不能不把太太叫醒。于是,满齐府的人都在找少爷。
“少爷,少爷!”张妈看到齐社鼎后,很夸张地惊叫着。
少年时代的事情,那样清晰地浮现在齐社鼎的脑海里。此时,由于望着那太阳照着的封火墙时间太久,眼睛开始发花,意识也模糊了。他似睡非睡地发出一种呼噜声,这声音忽长忽短,似是一种被阻塞的呜咽,就像罅漏被封阻时流水的喘息,又宛若小孩的哭泣。
“梅香,梅香,你在哪里?”
梅香渐渐在齐社鼎的意识中隐去。
有人在轻轻摇晃他:“爸爸,太阳快落山了,回屋吧,要着凉的。”
是女儿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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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钟贵珍下班回家后,想到应该把昨天的垃圾倒了。她拎着垃圾桶,感到垃圾好像有人翻过。昨晚吃完大闸蟹后,她将蟹壳倒在垃圾桶里,又盖上了煤灰。而现在却有几只螃蟹腿翻在煤灰上面。是谁?钟贵珍头皮一麻。
她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昨晚张和顺说的那个黑影。
确实有人翻了张家的垃圾桶,这个人就是对门的朱银娣。
朱银娣长年都在盯着张家,并不是扒着门缝看,朱银娣是个精明人,扒门缝的事不能干。她盯着的是张家疏忽了的一件事,张家只注意吃饭的时候关门避人,可没有想到吃完的鱼刺、骨头、螃蟹壳倒出去时也会泄露天机。
张家装垃圾的是一个旧铁桶,没有盖。这个垃圾桶就放在房门口。朱银娣每天进出都习惯性地瞄瞄这只垃圾桶。
其实,张家吃大闸蟹的时候,朱银娣就闻到腥味了。后来看到钟贵珍出来倒螃蟹壳后,朱银娣忍不住蹑手蹑脚地走过去看那个垃圾桶。张和顺看到的那个黑影,就是朱银娣。今天一早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她又用捅煤炉的铁钩掏了掏垃圾桶,结果就把螃蟹腿给掏出来了。
本来,在地靠长江的宜市吃大闸蟹并不是多么奢侈的消费,每年到菊花盛开的季节,一般市民人家也都能吃上大闸蟹。改革开放以后,国家需要外汇,因为香港人特别喜欢吃这种被他们称为大闸蟹的螃蟹,一只三四两重的大闸蟹在香港可以卖到一百港币,因此外贸部门大量收购,然后空运香港。于是,宜市的红毛大闸蟹也涨到一百多元一斤。对于一个月只有数百元收入的普通家庭来说,吃大闸蟹当然就是高消费了。朱银娣看到并不比自己家收入多多少的张家,已经提前吃到大闸蟹了,知道张家一定不是自己花钱买的。
朱银娣对张家人客客气气的,见到张和顺一口一个张所长,从来不会加个副字,但心里却一直不服气。她和钟贵珍原来都是百货商场的营业员。朱银娣是服装柜的柜组长,手下管着五六个营业员,其中一个就是钟贵珍。那时张和顺只是一个普通的市场管理员,钟贵珍还要巴结朱银娣,去菜场买菜经常主动帮朱银娣带菜,带回来的菜总是又好又便宜。
后来,张和顺当了副所长,而百货商场一位副经理的姨妹夫,在张和顺管的市场里租了一个门面卖干货,不但受到张和顺的关照,还给他换了一个好位置,生意明显好多了。作为回报,副经理把钟贵珍调出柜组,到商场当现金出纳。当出纳不仅不需要站在柜台后面笑脸相迎各种顾客,而且每月的奖金也比站柜台高得多。这让朱银娣心里很不平衡。
一次朱银娣卖了一套西装,收了二百六十元钱。那时,商场为了明确责任,防止短款,要求营业员每卖出一件商品,要先从顾客手上把钱收下,再亲自缴到收银台出纳那儿去。朱银娣收了钱以后,再缴给钟贵珍时,钟贵珍发现其中一张一百元的纸币是假的,而这时买西装的人已经不见了踪影。朱银娣从来没有见过假钱,也没有鉴别假钱的知识。而钟贵珍刚刚经过银行鉴别假钱的培训,对于自己发现了假钱很兴奋,为说明自己的业务能力强,立即大声叫了起来。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还把经理喊来了。这一来,朱银娣不仅下不了台,还要承担全部责任。当时,朱银娣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到一百元,现在要全部赔偿。朱银娣心疼钱,更怨恨钟贵珍。
朱银娣是那种“痨病鬼吃炒蚕豆——人不硬嘴硬”的角色,特别要面子。上有两个老人,下有三个孩子,只有她和丈夫钱启富两个人拿工资。前些年,两个人加起来只有七十多块钱,每月只能吃一次肉。每次吃肉,她都会把饭桌搬到厅堂里,二进厅堂是老宅的中心,人们进出都要经过这个地方,她们家就在人来人往中吃肉,朱银娣就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