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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系从此弃武从文，转变后的家风中，据说只有一人尚存武将气概，他是姥爷的弟弟，在西部戈壁的监狱中劳改，家里人叫他“二老爷”。

我五岁时，姥爷回老家祭祖，惊讶地发现祖坟成了露天泳池，方想到自己一生多灾多难，原来全因坏了风水。姥爷归来，召集所有家庭成员商讨，但都对祖坟被淹束手无策，看来我的母系真是没落。

他们讨论的结果是，只有一个人能避开那可怕的灾难，因为他年纪轻轻就被赶出家门——他就是监狱中的二老爷。

姥爷说，祖坟上被无数男女浮游，按照风水必生恶子，继承母姓，我便充满危险。从此我又改回父姓，回到父母身边。我想，父亲对我是一种算不过来账的感觉。

我保持着小舅子的自我认识，他俩对我的脑门也保持着警惕。

母亲在夜校初中毕业后，又生了个男孩，已长到三岁。他爱在地上爬来爬去，在床下、桌子下、椅子下有无数藏身之地——据母亲讲，这也是我父亲的习性，他在单位复杂的人事变动中总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父亲来自农村，在城市中卓绝奋斗，在我八岁那年，成了一个为民办事的好官。为改善六百人的居住条件，他推倒了他们的木板房，在原地建起高楼。

深渊一样的地基，令父亲倍感自己的成功，他总去视察，站在足以将他摔死的深坑边沿，满不在乎地抽着香烟，风将他的头发吹得像燃烧的火焰，其英俊潇洒令我自叹弗如。

楼盖好后，他从此走上霉运。

随着我脑门的日渐隆起，他终于失败到底，免职归家，唯一的乐趣是拨电视频道。他把电视看坏后，就整日睡觉。母亲则又上学了，她每晚骑两个小时的自行车去读夜校高中，后来很难再见到她面。

我模糊记得姥爷评价父亲，说他的颓废不是因为我的脑门，而是因为一架失事的飞机，它陨落于一片冰冷的草原。

我九岁时，弟弟的玩具飞机丢失，弟弟哭了两天。我家高居四楼，为补偿丢失的飞机，父亲常将弟弟抱出阳台栏杆外，作飞翔状，两人都觉得非常刺激。

一天我放学回家，见父亲和弟弟正在阳台，欢声笑语中，弟弟飞了出去。晚上母亲回家，和父亲并没有吵架，我度过一个安稳的夜晚。临睡时我想：“如果什么都不想，该有多好。”第二天，我肯定醒来了，依照惯性去上学了，但我对自己已无知觉。

心念重新启动，是在一个遥远的早晨。我刷牙时，发现水池中躲着个男孩，他将食指放在口前，说：“嘘！哥，是我，我已经十岁了。”他是我的弟弟，竟然活着，那一天是我十六岁生日。我九岁到十六岁之间的少年时光没了去向，由儿童直接成了青年。我问：“妈妈呢？”他回答：“上大专了。”我刷完牙，习惯性地背上书包，方想到自己应该上了高中，低头问弟弟：“你不上学吗？”他跳出水池，跟着我走了。出门时，见到爸爸躺在床上，后脑对着我，上面已脱落大片头发。

我叫声：“爸！”他回过头，果然如我所料，他丧失了他的英俊，赘肉一脸。

我和弟弟在马路上分手，凭着惯性，我到了中学。坐在座位上，感到前面第三排第二行的人与我有极深关系，那是个女生。我想，也许在我十五岁时已喜欢上她。

我就这样开始了初恋。

所有男生都关注着她。我班有男生二十一人，女生十九人，女生一盘散沙，男生则以一个会武术的人为中心。据说他的师爷为大内高手，八国联军进北京时，是光绪皇帝逃难路上的贴身保镖。他知晓一些清宫秘闻，在课间休息时常痛骂慈禧。

他眉骨很宽，眯着的眼睛高深莫测，他是三排二行女生的男友，常像个保镖般跟在她身后。

她和他是班上唯一谈恋爱的一对，被同学们用扑克牌名称为“Q”与“K”。

我一觉醒来后的青春陷入困境。

这一年的北京，在郊区有过一场轻级地震，对于这一异相，姥爷说是国运将变，对我而言，是二老爷刑满释放。

二老爷干瘦地从戈壁归来，找了份工作，成为西单一家商店的守夜人。在我的印象中，二老爷是有武功的。多年前，姥爷说过一位家乡武师的故事：

1899年，义和团与洋人展开激战，一个叫周寸衣的汉子背着二十把刀赶来，砍坏了十七把刀。义和团当时与清政府合作，战役结束后，清政府对战场进行了核查，精确到每人的杀敌数。

周寸衣杀敌人数是一人。

所有人都觉得他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