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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乳母”。而庐隐长他9岁，创作上又是成功人士，正是他冥冥中想觅得的对象。

他们相识之后，便频繁地通信、往来。通信时，李唯建自称“异云”，庐隐署名“冷鸥”。浪漫诗人李唯建在了解了庐隐坎坷的人生后，予以极大的同情，他自语“同情心太大太深，便变为伟大纯洁的爱了”。一只孤独的“冷鸥”在一片漂泊的“异云”中翱翔穿行起来。李唯建在信中渐谈渐深，大胆地表白：“我愿你把你心灵的一切都交给我，我虽是弱者，但担负你的一切我敢自夸是有余的！”甚而膜拜道：“你是我的宗教，我信任你，崇拜你，你是我的寄托。”面对着情感爆发的火山，庐隐毕竟是见过世面的，李唯建的骑士风格、浪漫情怀和生性的随便，她是体察到的。庐隐还比较冷静，先是婉拒，后是疑虑，她直言：“我爱你太深，便疑你也深。”然而，信越通越多，话题越来越深入、越来越直白。庐隐心灵的渴望，生理的需求，面对难以抗拒的诱惑，她再也无法招架：“请你用伟大的同情来抚慰我吧！”李唯建烤化了庐隐，终使庐隐眼前的“世界变了颜色”。庐隐情不自禁地融入了李唯建的怀抱。

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庐隐是文坛当红的作家。当初她与林鸿俊解约，公然下嫁使君有妇的郭梦良“做小”；如今新寡的她又带着前夫的孩子与一个小她9岁的大学生恋爱，这是一桩货真价实的爆炸性桃色新闻。社会舆论，亲朋故旧的指责、嘲笑、谩骂劈天盖地而来。向具大丈夫气概的庐隐奉行“生命是我自己的，我凭我的高兴去处置它，谁管得着”的心态，坦然以对。倒是她的老同学苏雪林为其辩护：“不应当拿平凡的尺，衡量一个不平凡的文学家。”

庐隐、李唯建将他们68封“没有一句，甚至没有一个字是造作出来的”情书，发表在陆晶清、谢冰莹合编的《华北民国日报·副刊》上，后结集为《云鸥情书集》在上海出版。庐隐的好友王礼锡在序中评论说：“这一束情书，就是在挣扎中的创伤的光荣的血所染成。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青年男女们的情感，同时也暴露了这新时代的矛盾。”

自古红颜多薄命——悲情庐隐（5）

1930年8月，庐隐辞去北师大附中的教职，与她的“小爱人”（谢冰莹语）到日本度蜜月。

蜜月随着流水的日子淌去，积淀的是平淡，淡至发腻、发涩、发苦！

1931年8月，他们夫妇由杭州到上海。庐隐实现了她的“三窟”：教书（工部局一女中）；写作（最大的收获是以“一·二八”抗战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火焰》，突破她惯写恋爱和知识分子的框子，做出有价值的探索）；做家庭主妇。但生活并不是像她想象的那样美好，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艰辛、繁重、烦琐累得她“像负重的骆驼”。“小爱人”李唯建呢，当初“你是我的宗教”的誓言已忘在脑后。他生性疏懒，不好好工作，又有大男子主义思想，长期闲散在家。庐隐曾劝他努力上进，他如风过耳。他不干家务，要求庐隐既做职业妇女养活全家，又做贤妻良母；特别是对待两个同母异父的女儿有明显的偏向。这令庐隐十分伤心：喝酒浇愁，打麻雀消愁。而“小爱人”李唯建却乘庐隐外出打麻雀消遣的当儿，不时溜出家门，以致有朋友在灯红酒绿的四马路碰见他“疑心他在逛什么，哀叹‘这位女作家太不幸了’。”（程俊英）朋友们担心李唯建出事，出面请舒新城介绍他到中华书局编译所工作。

天妒英才。1934年5月13日，庐隐分娩时难产。为了省钱，他们没上医院，请民间的接生婆。庐隐子宫被接生婆划破，一摊鲜血，带走了一个鲜活的生命。庐隐在转往大华医院的救护车上留下了遗嘱：“开追悼会要用基督教仪式，口中不断地念上帝，主。”庐隐就这样匆匆地走完了她36个春秋的人生之旅。

庐隐离世，李唯建悲痛欲绝，已不能作为。庐隐的后事由舒新城、刘大杰操办，葬于上海公墓。27岁的李唯建，贫穷至极，无力抚养两个女儿，由舒新城出面邀请庐隐的生前好友把庐隐的哥哥黄勤请到上海，将郭薇萱交给他抚养。庐隐的著作版权归郭薇荃所有。庐隐周年，李唯建写《忆庐隐》追怀，70岁时又作自传体长诗《吟怀篇》回忆与庐隐恋爱、生活的往事。“冷鸥空留逐波影，异云徒伤变幻性。”煞是委婉动人。

冷鸥衔走了异云。庐隐这朵五四文坛上的奇葩凋谢了，诗人李唯建也由此在文坛上消失了。1981年11月李唯建逝世于成都。

七嘴八舌话庐隐

关于庐隐的为人与为文，她的朋友们有中肯的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