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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奏，天津洋船夹带鸦片烟土，铺户代为囤积分销一折。据称：“两广、福建商民，雇驾洋船，转贩杂货，夹带鸦片烟土，由海路运至天津，向有潮义、大有等店及岭南栈房，代为包办关税。山、陕等处商贾，来津销货，即转贩烟土回籍。至洋船入口时，并无官役稽查，抵关后委员欲入舱搜查，该船户水手势将抗拒。烟馆随处皆有，烟具陈列街前，该处府县家人书役等，向多得规包庇”等语。吸食鸦片，例有明禁，昨经降旨，饬令各直省将军、督抚，严拿开馆兴贩之人，京师开设烟局影射售私，亦经严禁。天津为海口要隘，奸商屯积兴贩，势所不免。现当整顿之时，尤当扼其要害以清弊源……

然而，所谓严饬整顿，清除弊源，只是高高在上的皇帝的一厢情愿，腐败的大清吏治，怎么能做到令行禁止呢？

一是从广州向西经肇庆府走内河进入广西和贵州；其二是从广州向东经潮州、惠州进入福建，再从福建转销至浙江和江西；其三是从广州向北，先汇总于曲江、乳源，然后经乐昌转运至湖南，经南雄转运至江西。这条路线是鸦片进入内地省份的主要途径，通过湖南、江西和浙江等省，进而转销至内地各个省份。在鸦片战争前，鸦片已经传遍了清王朝统治下的十八个行省，可以说是无孔不入，流毒至广了。关于鸦片传入各地区的具体路径，下面作一大致描述：

（一）东北地区。东北地区是清王朝龙兴之地，对其管理一直很严格。但东北地区亦查获了不少烟土。在19世纪30年代后期，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商船从海上北上，运至东北奉天之锦州、海城、盖平、金州、岫岩等州县各海口，进而扩散至整个东北地区。道光十八年（1838年）山东道监察御史汪于泗即对东北地区烟土输入情况向皇帝作了具体说明，他奏称：“奉天沿海地面，如锦州所属之天桥厂，海城县所属之没沟营、田庄台，盖平县所属之连云岛，金州所属之貔子窝，岫岸所属之大孤山，此数处海口，为山东、江浙、闽广各省海船停泊交易之所，明易货物，即以暗销烟土，流毒最广。”（《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第423页）

中国早期的鸦片走私贩卖（2）

从汪于泗的奏折中可以看出，东北奉天所辖的海港，如天桥厂、没沟营、田庄台、连云岛、貔子窝、大孤山等，都有暗中从事鸦片交易的情况；鸦片携带者有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商人，也有山东、江苏、浙江等地商人。广东、福建商人的鸦片是从外国鸦片商购买后直接北运东北地区销售，而山东、江浙的商人，则是从广东、福建购买鸦片后，再转手卖到东北地区。在上述海港，当地的商人，如锦州的马老大、海城县福盛馆的王老五、新民厅药铺老板张裕源等，都是著名的鸦片贩子。

此外，东北地区的鸦片还有从天津走陆路经山海关、锦州进入盛京；再由威远堡、浑河渡口等处转销吉林。这样，鸦片从水、陆两路涌入清王朝龙兴之地，而且烟毒日盛，越来越严重了。

（二）天津及京师、陕、甘、晋地区。天津是北京的重要港口，也是北方鸦片烟毒的最大贸易集散地。从福建、广东航海而来的商船，将鸦片卖于潮义、大有、岭南客栈等店铺，除一小部分在当地销售外，大部分则转运到京师、陕、甘、晋等省。因为这些地区紧临天津，陆路运输十分方便。一些山、陕商人，“来津销货，即转贩烟土回籍”，顺手之劳，利润大增。江西道监察御史狄听对天津之鸦片转销周边地区这一情形，向皇帝作了详细的奏明。他指出：“京城及直隶、河南、山、陕数处，烟土皆由天津兴贩而至，而天津之烟土则由洋船之夹带。”（狄听：《奏请查禁来津洋船夹带烟土并铺户代为囤销事折》，载《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第291页）

此外，京师及陕、甘、晋之鸦片，还有一部分是从山东沿海各港口以及九省通衢的武汉一带转运而来的。

（三）苏鲁豫皖地区。江苏、山东都是沿海省份，鸦片的输入都是从海上运输而来。道光十八年（1838年）十月，江西道监察御史狄听在《奏为清饬苏抚查禁上海洋船夹带烟土并议稽查章程折》中奏道：“江苏所属之上海县，实为东南数省贩烟之口岸。……鸦片烟土由海路运至上海县入口，转贩苏州省城并太仓、通州各路，而大部分则归苏州，由苏州分销全省及邻省之安徽、山东、浙江等处地方。”（《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第287页）上海县在鸦片战争以前，已经俨然是长江流域的鸦片集散地，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