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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出这样的话来，那人的见识也的确是有够脑残。从第一个帝王朝代的确立一来，整个国家的度量衡就已经开始逐步统一，尺和米这两种单位，无非就是参照系数的差别，没有谁比谁更先进这一回事。

科学的确立和发展，主要有三个步骤，分别是认知、研究、实践。度量衡的确立和统一，方便了人类对于事物的定量认知，在这种基础上，就产生了研究和分析。直到最后，得出成果，作用于实践。

这样的发展模式，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创举，只是人类文明在不断进步时必然产生的东西。中国自古就有，并且还总结出了许多相关方面的文件和论述，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整个体系。

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古代的科技成果，一直领先于世界。纸张、火药、指南针以及文字印刷技术，每一样东西都深刻的改变着人类的历史格局，为整个文明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西方并非在科学技术上胜过了东方，虽然的确是用科技的成果打败了满清。但真正有眼光的人，都会知道，西方文明之所以后来居上，并且能够遥遥领先，完全在于其合理的利益分配模式。

很遗憾，中国没有这样的气运。英国传教士从明朝那里学到了内阁制度，君主立宪制来到了英国，以至于商业的发展得到了极大的促进。在那个时候，中国还正困扰于内外的忧患，难以完成**性的利益分配模式改变。

儒学的腐化和枯朽，已经再也难以护卫华夏的气数，以至于满清入关，大明朝失去了最后一丝改天逆命的机会。腐儒也变成了犬儒，四万万华夏子民，成为建奴铁蹄下的奴才。剃发易服、文字狱、思想禁锢、以编著《四库全书》的名义大肆焚烧典籍。

在这样一番努力下，华夏的中医、建筑、诗词、歌赋、舞蹈、哲学全都崩坏殆尽。以至于后人竟不知祖辈先贤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更有去西方取来经书治理国家的所谓红门。

民国，是华夏迈入新时代最为关键的一次机会，错过了这一刻，便不知要再等多少个世纪了。钟泱正是带着这样的信念和使命，才能坚持着如今所要踏足的道路。

中国的变革，说什么三权分立不适宜，谈什么民主自由不符合历史需求，全都是借口，是政治强人借以行**主义的借口。三权分立和民主自由所代表的只是一种权力平衡和民生要求的理念，并非是一种必须采用的手段。

法治的社会下，合理的资源利益分配模式，才能更好的让整个社会体制高效的运转起来。做得好就有更多的利益，如此自然是人人奋勇。至于所谓制约权力，也是一种根本，是一种防止因权力者的贪欲动摇体系根基的戒律。

孙逸仙所坚持的政治理念，则刚好相反。他无法给予追随者足够的利益，所以必须通过一种血腥的手段来对内筛选对外掠夺，这也是辛亥**早期**志士多有被暗杀的原因。每死去一个重要人物，竟然都对孙逸仙有着莫大的好处，这真是让人赞叹。

**的统治，首先一点就是要利益和权力高度集中，为首之人掌握生杀予夺的大权。一言可让人富贵，一言可让人族灭。这是人治的根本，这就导致了其余的人必然要去讨好这个掌握了权力核心的领导者。无论他叫什么，皇帝、党魁、主席，这并无差别。

基于这样的理念，队伍的清洗就必不可免。不单只是要把思想统一起来，让他们以充当炮灰为荣，更要给下位者树立榜样。崇拜着领袖的人才能富贵，才能获得提拔和重用，凡是有不同意见的，一律划归为反动派，以乱党论处。

试问这样一种惟我独尊的理念和模式，和古代皇帝有何区别？甚至乎，帝王尚且要顾及名声，不敢太过出格。而某些领导者，却可以假借**的大义，去肆无忌惮的作恶。因为公理已经被强权扭曲，不服气的人统统都惨死于各种名目的迫害之中。

理由这种东西，想要找，总是可以找到的。

在钟泱看来，这样的利益分配模式，要是能把国家治理好了，那才是滑天下之大稽。当有才能的人得不到重用，当科技的发展受到政治势力的干扰，如果这样还能让生产力进步，那简直是荒谬。

古代这么多个帝王，花了两千年都没能在人治这种权力理念上耍出什么震惊天下的本事，难道现在的中国就可以？

世界上最可笑的事情，就是一边讽喻古代帝王，一边却搞着**；一边嘲笑“封建迷信”，却一边倡导“科学迷信”。

《化约论》的确在数百年以来深刻的左右着西方科学界的发展，更因此而诞生出了浩瀚如星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