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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一个人上去，虽说未必就会冲击到军制本身，但麻烦多少还是有一些。军队的体系建立不足3年，不完善的地方肯定很多，让人有空子可钻。再加上许多人的思维惯性，在短时间内未必就能扭转过来，拥兵自重以成军阀的**，实在诱人。

只有换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子，才算个比较合适的方案。等莫荣新故去，整个军事体制建立少说也有七八年的样子。这么长时间的思想教育，足够让一些旧制度下的残余清扫出去，这才是大势上的谋略。求稳不求快，求厚不求显，厚积薄发才是正理。

………【第一百七十五章　治粤之绩（二更）（平安夜快乐）！】………

临战的准备已经交给陈泽和刘浩然去筹划，他们将负责在政治和经济上给予支持。至于军事，则归属于大本营参谋部统筹，其余人不得妄加干涉。这个规矩是钟泱定的，大略及所需的效果由古文会决定，以天宇集团的名义下达。

而详细的战略制定以及任务安排，则为大本营参谋总部的职权范围，具体的战术指挥更是以军中主将的意志为主。

权力虽然分散，但职责明确，各部门分工合作，符合当前生产力的需求。古代的战争模式也算得上很复杂，但与现在相比，则完全不在一个程度上。冷兵器作战基本上只要求筹集粮草和武器铠甲，但热兵器作战在具体的物资消耗上则要复杂许多。

弹药的补充，武器的维修和更换，后方的工业产能顺序安排，新武器的针对性开发。这里面涉及到的诸多专业领域知识，单靠主将一个人根本难以完成，必须要有专业的后勤部门来负责。甚至在作战指挥上，依靠将领的个人素质和当前状态，都显得太过儿戏。

拥有专业素养的参谋团队，显然比一个人的智慧要靠谱得多。参谋可不单只有坐在大本营里面依靠电话联系的那种，还有一些随军的参谋，主要的任务便在于帮助军中主官谋划细节，查漏补缺。一个人的想法再精妙，也那面有纰漏，集众智以统兵，才是这个时代的潮流。

先不去说外面的事情，如今的7月份，**党外有沈陈的之忧虑，内有军队体系分裂之祸患，真可谓是外忧内患。但孙逸仙解决问题的手法实在是让人难以度测，想来也算君威难测吧。

广州商界一向有自己的武装组织，叫做商团。自有商团以来，无论广州城里的军政权力如何如何洗牌，商团始终不介入任何争端。孙逸仙亦认为商团一直保持政治中立，而他这时候非常不喜欢商团的这种政治中立。他在对商团的演讲中说：“广州历次变乱，商团总是守中立。从前龙济光到广州来称王，商团守中立；陆荣廷、莫荣新到广州来**，商团守中立；陈炯明挂**的假招牌到广州来造反，商团守中立；这次滇军仗义讨贼，到广州来打陈炯明，商团也守中立。”

“诸君是商团，是有枪阶级，也应该担负**的事。明白此理，以后便不可再守中立。”他想改变商团中立的地位而强拉入自己一伙来。而事实上陈炯明“挂**的假招牌到广州来造反”时，孙大炮恰恰是这个造反团伙的公认头头，没有陈挂假招牌造反，他孙大炮也当不了非常大总统。

只因后来意见不合，散伙后这造反团伙的头头反诬其前同伙为“挂**的假招牌”。而这些仗义入粤吊民伐罪，并被孙大炮称为“各将领都有**思想”的滇、桂各路勤王豪强。后来更是在陈炯明部避居惠州而东征军久攻不克，孙中山仙逝北京未几，即与1925年5月跟老孙的黄埔子弟兵大打出手。这等乱象给粤省民众的观感，实有如狗咬狗一嘴毛。

在初办时原为维持治安与警察分工，可以补助警察力量。孙逸仙于1923年也即是今年年对商团演讲，要他们参加**，不要脱离政治，独树一帜。强拉入伙，不从就扣上政治大帽，然后就说人家是反**，这是惯用伎俩了。

这不，**党自己办的报纸上，就大肆宣称但买办陈廉伯、陈恭受等“列强走狗”受英帝国主义者指使，利用商团反抗**政府，企图叛变。起因是1923年的5月，广东省长杨庶堪拟征收广州铺底捐，以充军饷，广州商团竟鼓动商人罢市，杨省长依照商人要求，准予缓和。

当时正好恰逢沈鸿英叛乱，**党也在拉壮丁当炮灰，因此认为不适宜过于得罪商团，这才选择了妥协。这下子陈廉伯脑袋发热，认为****可欺，结果是摆出了一副得寸进尺的强硬态度。

这种不给面子的举动，孙逸仙哪里能忍？要不是内忧外患，加上军校的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