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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旬为降雪时间，冬季结束时降雪深达一尺。

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姜瑞元正望着窗外飘落的枯叶，思绪万千。姜瑞元因为这段时间的所见所闻而多与苏俄联络员争执。未果之下，精神紧张，一度要求去疗养院疗养。

苏俄红门组织部拗不过他，便批准了这件事情。

躺在病床上的这个中年人，并不显老，也无病态。唯一让人叹息的，就是他眉宇间的犹豫以及伤感。俊逸儒雅的面相，莹白如玉，如此的书卷气质，不知迷倒了多少俄罗斯姑娘。

手上拿着钢笔，他正依靠在床头，写着日子。室内没有其余的声响和吵闹，唯有笔纸间莎莎莎的磨擦声。

姜瑞元在洁白的纸上写着：“在我未往苏联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红对我们****的援助，为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红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危险。”

一切的缘故都出在这三个月的苏俄游的经过，姜瑞元发现了在苏联的社会中或是俄红中间斗争正是公开的与非公开的进行着，看清了屎大淋清党是“少数人种当国，排斥异己”，是一种为人治而铺路的集权手段。

在这一刻，他终于认清苏联的政治制度，乃是**和恐怖的组织。

这与他所在之中国**党的三妹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兼容的。关于此点，在他未曾亲自访俄前，是完全没有料到的。

故而在日记中写出了：“综括我在俄考察三个月所得的印象，乃使我在无形之中，发生一种感觉，就是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的后患，将不堪设想。”

姜瑞元对苏俄方面的不满，从其日记看，最初起于10月10日他对莫斯科中国留学生演讲时，有留学生批评他过于宣传孙逸仙，有个人崇拜之嫌。这一批评立即触动了姜瑞元的敏感神经。

事情虽小，但却直指了孙逸仙的致命要害，使姜瑞元作出“损人利己之徒，诱引青年，自植势力，而不顾党谊”的判断，对苏俄多出一份戒心。应该说，当时留学生的批评还是比较温和，苏俄方面也确不应为此负直接责任，但蒋心中仍留下一丝抹之不去的阴影。

“因以中国青年自大之心，及其愿为外人支配，而不知尊重祖国领袖，甚为吾党惧焉。”这样一句话，无疑表明了苏俄红门主义对心灵缺乏信仰之中国学生的心灵扭曲。这一点，最终让他对此种**理念产生了根本怀疑。

如果不是因为后期的日本侵华，估计他还有一个可以改个社会的机会。只可惜，历史如果，成王败寇，一直如此。

如果说，双方的这次嫌隙主要是由于姜瑞元的狭隘和猜疑造成的，那么接着而来的不快，责任则主要在苏俄方面。外蒙自世纪初由沙俄策动独立后，一直是当时许多中国人的一件痛事。

早在1912年，姜瑞元主编《军声》杂志时，专门撰写过《征蒙作战刍议》、《蒙藏问题根本解决办法》，主张武力平定蒙、藏叛乱。这次到苏俄，蒋期望新政权能对蒙古问题有所交待。

他一方面向俄方提出在乌兰巴托以南地区建立一支**党新军的计划，含蓄表达出中方对蒙古的宗主权，另方面于10月下旬直接与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会谈，希望苏俄放弃对蒙古的操纵，但双方在此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无结果而散”。

所有这些，的确使蒋介石产生了一定的紧张和不满情绪，俄方文件写道：“由于神经紧张、过度劳累等原因，姜瑞元一再要求送他去疗养院休养两周。”

军事支援的承诺，或许是姜唯一的安慰。在军校还未正式成立以前，他对于苏俄的要求，其实一点办法都没有。

然而，演讲风波和蒙古问题还不是姜瑞元为之担忧的全部。11月1日，齐切林致函季诺维也夫并转斯大林、托洛茨基、加米涅夫，指出姜瑞元已经“神经过敏到极点，他认为我们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不被放在眼里，这才是姜瑞元最为光火的。

齐切林的信中提到，姜到俄后，只有他本人和斯克良斯基与代表团有过接触，代表团有遭冷落之嫌。自然，齐切林所感觉到的，作为当事人的姜瑞元，更有切身体会。而且，令他更为不快的，是苏方对其提出的军事计划反应也颇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