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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瑞元这人，与孙逸仙一样，虽也是卖国，但毕竟有着底线。而比起孙逸仙，姜瑞元的底线则更高一些。领土地出让或许有之，但文化领域，却始终为了保持中国的根基而做着不懈的努力。

在这一点上，他与张作霖达成了共识。

上海的镇压红门暴动，也是国内制造反赤化**的时候，张作霖还煽动盘踞在中国北部边境地区的白匪和当地土匪对苏军边防部队实施挑衅。据苏联国家保安总局统计，1927—1928年在苏中边境共发生90多起入侵苏联领土事件。

最为要命的是，奉军在东三省的政权难以维系。1927年12月至1928年初，他被迫与北阀军的所有派系作战。面对着强大的连横势力，奉军孤掌难鸣，遭受到了史无前例的围攻，只得节节败退，直至关外。

随后，又与重新执掌军政大权的姜瑞元之嫡系军队作战，部队伤亡惨重。为了应对危局，他早已派要员与日本秘密谈判，企图依靠日本政府的支持在东北建立反赤化和抵制苏俄的“独立的满洲共和国”。

刺杀张作霖的计划，苏俄也是驾轻就熟，而奉军的大规模兵败，为来自苏俄的谍报刺杀小组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

日本国内也正在为经济危机以及陆军本部与政友会的争吵而无暇西顾，一场惊天地大阴谋，正在昏沉低矮的夜幕中缓缓酝酿。

死神在这一刻，对着东北的王者露出了自己那把锋利的镰刀。闪烁着寒芒，随时准备收割着生者的灵魂。

此时，苏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外事局住哈尔滨特工人员埃廷贡刺探到了张作霖与日本谈判的情报，并向总部做了汇报。

苏俄政府认为，张作霖的所作所为已经威胁到了苏俄在远东地区的利益，命令苏军情报局与国家保安总局联手暗杀张作霖。负责暗杀任务的，是埃廷贡和曾参加过第一次暗杀行动的萨尔嫩。

为了把暗杀视线转向日本政府，苏俄政府命令萨尔嫩领导的东北三省特工小组做好这项工作。

1928年7月4日，带着些许微风的夜间，张作霖正乘坐着自己的专列由北京返回沈阳老家。这列专车包括车头在内，共计由20节组成，张作霖所乘的是第10节。

这是过去慈禧太后专用的花车，后经改造，外部呈蓝色，人称蓝钢车。内中设备先进，布置精细，豪华舒适。车厢内有大客厅一间、卧房一间，另有沙发座椅、麻将桌等。

列车到达天津后，军团长褚玉璞特意从唐官屯赶到天津车站迎送。前来迎送的还有在天津的前两湖巡阅使王占元、热河都统阚朝玺等官员。停车后，靳云鹏、潘复等下车。

日籍顾问町野武马也在此站下车，与许多日籍顾问一样，他其实是日本安插在张作霖身边的间谍。

当行驶到沈阳郊区的皇姑屯车站时，张作霖乘坐的专列车厢突然发生剧烈爆炸，张胸部负重伤，送到沈阳医院不久便断了气。

当时，专列中还有17人死亡。为了将这次暗杀行动嫁祸于日本政府，苏联特工小组特意把炸弹埋在了由日本关东军警戒的铁路架桥上。

这个人的死亡，几乎动摇了整个中国的气运，北方再没有一个可以左右局势的巨人。奉军群龙无首，接任者浮夸无才，北方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危局。

几日后，位于天津的日租界的一处酒馆内，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正跪坐在松软的丝绸垫子上，心平气和地喝着从日本运来的清酒。桌子摆着几碟日式风情的小吃，制作精巧，品之美味。

这里是日本在华的五大租界之中最繁荣的一个，面积有2150亩。东临海河，东南沿秋山道与法租界相连，南抵墙子河，西至南门外大街，北起东南角闸口沿旭街两侧到福岛街。

坐在斋藤恒跟前的，正是町野武，带着奉军的顾问头衔，实质上却是日本的在华情报间谍。此时的他，心情并不好，即便是面对着身具少将军衔的斋藤恒，也没有丝毫阿谀之色。

“参谋长阁下，对于张君之事，我非常不满”止不住的怒气，几乎可以点燃室内的空气，二人似乎就着张作霖之死，有着矛盾。

一旁的土肥原贤二，却是默然不语，自顾自地品尝着嘴里的清酒。他是日本在华的情报头子，外貌极其平常，唯有深沉练达的眸光之中，偶有寒芒一闪即逝。

“町野，注意你的态度”对于这样的质问，斋藤恒也是皱眉，但到底忍耐住了心中的怒火：“张君之死，与我们关东军毫无干系。”

“早在三个月前，我们的情报机构就探知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