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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武汉市文联副主席、武汉市文学院院长。

作家自述：我的读书简史

邓一光

我在学校受教育的时间不长。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开始，学校停课，师生们忙着写大字报、拖着“黑五类”上街*、去全国各地搞串联，我那时年龄小，没能像大哥大姐那样当上红卫兵，四处威风凛凛，胆子也小，不敢像二姐那样满世界去看大字报，追着抄家的队伍去看“旧社会”留下的金条和旗袍，基本上待在家里自己玩。初中和高中分别是两年学制，其中初中的一年用来“学工、学农、学军”，高中的一年用来“反击资产阶级教育体制”，正经上课的时间不过两年，加上小学的四年，算是在学校里读了六年书。

我在学校受教育的时候不是一个出色的学生，准确地说，不是一个会读书的学生。读小学的时候成绩尚可，考试基本是双百分，偶尔考了98分，会委屈地哭一场鼻子，被父母说成是没出息。到了中学就成了差学生。也不知为什么，好像对那个动荡的时代很害怕，不能适应。

我在中学时学习成绩从来没有出色过，唯一露了一次脸，是高中时写作文，大概是老师让歌颂伟大祖国日新月异的面貌，我不知为什么，一时冲动写了一首诗交上去，当时挺得意，没想到被老师在课堂上当众嘲讽了一番。记不得是为了什么被嘲讽，就觉得当时挨了一耳光，又不敢还老师一耳光，那以后好长一段时间有阴影，一写作文我就紧张。

在学校读书的时间短，这个经历在我心里落下了后遗症，以后老想进学校读书。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在农村务农，当时我是知青标兵、青年突击队队长，得到消息的时候正带人挖沼气池，到高考前一个星期匆匆看了几页书，上了考场，只考了一个地区的师范学校。我那个时候想读复旦新闻系，以后当新闻记者，没去招生办报到。第二年忙着办理回城的手续，以后再也没有参加高考。到我真当上新闻记者后，又想进学校读书，有一年武汉大学招插班生，我去参加考试，结果没考上。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已经四十岁了，那一年听说华中师范大学办了一个在职研究生班，专业是现当代文学，我头一个去报了名，交了八千元钱学费。以后一年多时间，每星期有两天天不亮就起床从汉口往武昌赶，赶到学校去听课。记得头一堂课是王又平教授讲当代文学史论，我认识王教授，也喜欢看他把胳膊架在讲桌上激情飞扬讲课的样子，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或者受了漂亮的阶梯教室的怂恿，课上完后，我从座位上起来，抱着书包去讲台上和王教授讨论问题。我说王老师我不同意您的观点，您说一体化政治扼杀自由，市场经济带来自由环境，我认为自由经济同样是一种霸权范式，照样从根本上剥夺人的自由，现代文明没有自由可言。我话没说完，班上的学生上来群起而攻，纷纷指责我不尊重老师，竟然敢不同意老师的观点。我看出这里不是讨论问题的地方，是挨板砖的地方，便和王教授告别离去。我走了以后班上的同学们还生气，说哪儿冒出来个戗家子，以为他是谁呀？王教授痞笑道，告诉你们他是谁，他是邓一光。同学们说，哦，原来是他，难怪。

邓一光（2）

我个儿高，上课时坐最后一排。我很喜欢坐最后一排的感觉，特别是教授们在课堂里走来走去的时候，我老想，他们会不会走到我面前来和我讨论问题？要是这样，最好他先叫下课，让其他的同学出去抽烟或抄笔记，咱俩单独讨论，别让人说不把师道尊严放在眼里。那一年多，听了王先霈、黄曼君、孙文宪、王又平等一批教授的课，还在学校的学生食堂里和王又平教授喝酒聊天。都是中午吃饭的时候，在食堂里要两个菜、一瓶酒。王教授不喝酒时冷眼看人，人都看成类人猿，一喝酒就神采飞扬，上下五千年任由驰骋。我也属于驰骋类，且绝不在四千九百九十年的时候被他丢下。但我只驰骋到一点五十分，一到一点五十分准勒住缰绳买单走人，把王教授丢在那里自己对付酒杯。有一次王教授不高兴，说你怎么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不礼貌嘛。我说您是老师，您课上完了可以不去，我是学生，我得去听课。王教授说你可以不去，我就不明白你来听什么课，人家交一篇作业你还交两篇，显摆你能写字呀。我说了一句话，那句话说过以后王教授再也没有生过气。我说我得去听智者说话。

我读完了那个班所有的课程。老实说，那一年多时间对我的知识结构并没有多大的改变，教授们也没有改变我的写作观，但那一年多的时间，人特别安静，小说也不想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