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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和侮辱，而且发生了不应有的事故，这些事情，下文我还要略略说到。

那些斗争专家们，一开始就煞费苦心的搜集关于张国焘“罪证”的资料，他们积极的广

泛进行，但结果当然不免失望。张闻天、凯丰等向他们的助手示意，最好能够找到张国焘反

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反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罪证”。当时曾有人质问他们，这些是属

于中共中央内部的事，可否请张闻天等指示一点经过。这一问可窘住了张闻天，他只得说，

他所要知道的是在这两个问题上，张国焘私下向同志们说过些甚么话？最好能找到他亲笔写

的片纸只字。这种先作结论，再找证据的做法，实在是很不合理的。

他们忙乱了一阵，所找到的所谓证据，多是有利于我，而不利于他们自己。当中还发生

了一些小小的笑话。譬如有一位同志报告说：张某人在西康的时候，接到由陕北用电报发出

的“中共告国民党人书”，张某曾当着部分同志面前，讥笑这篇文章是套用韩愈祭鳄鱼文的老

调，足证张某人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篇文章是毛泽东自己写的，毛当场承认确是套用

韩愈，张某人说的话并不错，怀疑的人倒是不够程度了。

在这件事搞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据说还是毛泽东自己出来收的场。毛泽东曾对他们说，

他自己不只一次向共产国际报告，说张国焘和陕北中央委员一样，完全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现在如何能够找些零星材料便把前言翻案呢？毛氏又对他们指出，反对西安事变的和平

解决，这个问题更不就不能拿出来讨论，不能公开去说的。于是毛便讥笑那些斗争专家，不

要自讨苦吃，还是在别的问题上去找斗争的“罪证”吧。

张国焘是右倾机会主义，对四方面军的领导破产，反党反中央等等，在斗争专家们看来，

这些罪名已成定案，而且西路军的失败，他们更认为是证据确凿的证明。于是他们进一步有

企图在四方面军的许多干部中，多找些张国焘领导破产的“罪证”，但他们这些努力，不仅徒

劳无功，反引起复杂的争辩。这些争辩显然不利于毛泽东、张闻天等所把持的中共中央。因

此他们就来个武断的办法，肯定张国焘的“罪过”是分裂中共中央，罗织了所谓反党反中央

的极端“罪状”。这些“罪状”据称是源出张国焘的“土匪主义”和“军阀主义”。因为“土

匪主义”才会猛烈反对中央；因为“军阀主义”才会企图篡窃中央。他们以为用这个简单的

逻辑就可以掩盖一切。

张国焘“罪名”要点，既已确定，因此斗争的重点，就转为争取四方面军干部的支持。

斗争专家们大声疾呼，四方面军的干部回到中共中央领导之下，检讨过去的错误，再不要受

张某人的影响，坚持错误下去了。但这个号召并未发生良好效果，因为有很多干部，主张要

检讨错误，应当是全面检讨，而不应该片面检讨。说穿了，就是要检讨毛泽东等所领导的中

央是否也有错误。

这样一来，斗争就转入到最野蛮的阶段。罗瑞卿、莫文骅等率领着一群斗争打手，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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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或者个别实行向四方面军干部展开斗争。他们盛气凌人的审问被斗争的人，问些毫无道理的

问题：诸如“你乱杀过人吗？”“私自打过土豪吗？”“强奸过妇女吗？”“说过甚么反中央的

话或做过甚么反中央的　事吗？”等等。

这样的斗争方式，可说极具侮辱性，与当时国民党审讯“共匪”毫无差别；曾引起四方

面军干部极大反感。被斗争者理直气壮的声称，他们是不可冒犯的红军战士，决不愿答复这

一类问题；有些声言自己身经百战，受过多次战伤，早已将生命贡献于中共，决不承认是“土

匪”，也不能受侮辱。这些严重的抗议，并没有令毛泽东及其爪牙们有所觉悟。终于引起了“抗

大”内部大多数学生们的鼓噪。许世友、王建安等十几位原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领导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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