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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通在古代佞幸史上非常有名气，也被现在很多杂文家拿来当作不知廉耻的例子。其实这对邓通来说，非常不公平，因为他不过是皇权下的一个卑微的牺牲品。他为皇帝吮吸痈疮，在那时的情况下，不但是不得已，说不定还是一种真诚的报恩手段。他出身贫贱，大字不识几个，不懂得什么宁死不辱的气节，皇帝对他好，他就要对皇帝好。虽然行为有点不堪，却没有什么可值得深责的。皇帝问他天下谁最爱自己，他回答是太子，也是一种朴素的想法。至于为此得罪了太子，并非他的本意。如果他老谋深算，也许就不会遭到那样的下场了。

但我们也不能因为同情邓通就丧失基本的是非观和立场，总的来说，邓通虽然可怜可悲，却并非丝毫不值得谴责。为什么包括丞相申屠嘉在内的士大夫都讨厌邓通呢？《史记》和《汉书》为什么都不约而同地把他写入《佞幸传》呢？因为他破坏了士大夫和皇帝之间的规则。在先秦的封建贵族社会，士大夫也讲究对君主效忠，但这种效忠是遵循一定规则的，所谓“君君臣臣”，它的意思是君主如果像个君主的样子，臣子就应该遵从臣子的职责。如果君主不像君主，那么臣子就可以不遵守臣子的职责。孔子他老人家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就是这个道理。君臣双方之间有一定的规则维系，相互之间有义务，并非下级对上级只能无条件地听从。《左传》里的晋灵公，因为随便杀人，最终被卿大夫击杀，虽然卿大夫的这种行为也被视为弑君，但《左传》叙述此事的第一句却是“晋灵公不君”，可见君主的行为不端，也必须遭到谴责。西汉虽然已经是君主专制社会，卿大夫没有挑战君主的权力，但是君主看见丞相等高官，也必须起立敬礼，这就是传统的遗存。或者可以打个比喻来说，皇帝可以要求卿大夫恪尽职守，如果卿大夫没有做到，可以将他们治罪。但皇帝不能要求卿大夫吃屎，如果这样要求卿大夫，那就是无道昏君，卿大夫也将视之为侮辱。邓通作为一个二千石的高官，虽然是因为佞幸提拔的，但却毫无廉耻到为皇帝吸脓，当然就为正统的士大夫所不容了。这完全是自降尊严和身份。这样的人一多，显然是个危险的征兆，整个卿大夫阶层都有沦落为皇帝真正奴仆的危险。同样，刘启作为皇太子，只要好好履行他本人的职责就行了，如果被逼到要为父亲吸脓，则同样是个危险的征兆，他怎么能不恨邓通呢？

有一个饶有趣味的情况是，史书上说刘恒非常廉洁。有一次想在宫中建造一座露台，都因为要花费百金（百万钱）而放弃了，他的宠姬慎夫人穿的衣服也没有长到拖地的，可见用布料非常节俭，但是他赐给邓通的钱前后多达十几亿，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是什么使一个自奉甚薄，对宠姬也悭吝的皇帝对一个宠臣也变得如此大方呢？这恐怕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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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权威不可忘（4）

贰

上面被邓通的故事打断了一会，这里继续谈贾谊。他的牢骚主要包括以下两点：

（1）　削藩问题

（2）　良好风俗和士大夫的身份认定问题

先说第一点。他是这么阐述的：

在权力的光芒面前，任何亲情都是靠不住的，所以东方齐国、楚国、吴国等诸侯国，无一不有着谋反的潜在危险。现在我们大汉之所以还能暂时保证安全，完全在于这些诸侯国的国王大多还比较年幼，权力还基本控制在汉朝派去的太傅、国相手里，等到这些王青春期一过，发育成熟，太傅和国相也大多衰老退休了，新派去的太傅、国相又缺乏根基。这些诸侯王就可以为所欲为，将会像济北王和淮南王一样谋反。试问这普天之下，谁人不想当皇帝？

虽然情势危急，但是，阻止这些诸侯王造反的办法还是有的，那就是削藩。因为造反需要实力，诸侯王的国土越大，掌握的赋税和甲兵越多，野心就会越大。只要把诸侯王的国土削小，他们就算想造反，也会有心无力。

关于第二点，他显得更加忧虑重重。凡是秦汉之交的人，没有人不喜欢把秦朝的覆辙拿来说事的。贾谊对秦朝大加鞭挞，说它灭亡的原因就是商鞅留下来的后遗症。抛弃礼义廉耻，只讲利益：

秦朝人的风俗是儿子大了就必须分家，如果家里太穷没财产可分，也必须离开家庭，去别家入赘，当倒插门女婿。而秦朝的赘婿是毫无家庭地位的，社会上和政府的法律也看他们不起，不是走投无路，谁也不会去走那步。普通百姓分家之后，如果儿子向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