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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朝廷命令，将此纪念亭拆毁。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湖中的恶草不再滋生。苏东坡想到一个办法，就是把沿岸部分开垦出来让农人种菱角。农人必须注意将自己地段按期除草。他向中书省上书，请求确保此项税收，必须应用在湖堤和湖的保养上。

除去增加西湖的实用价值之外，不管是有意也罢，无意也罢，苏东坡也增加了西湖的美。但是这种德政后来也遭致政敌的攻击，说他“虐使捍江厢卒，为长堤于湖中，以事游观”。

苏东坡又试验更庞大的计划，要扩展江苏的运河系统；这是苏州城外一项拖船驳运计划。还有后来他把在杭州西湖所做的工程也施之于阜阳的西湖。这些计划有些没能实现，但是附有地图的详密计划，足以证明他在工程方面的想象力。

我们必须提到他的一项庞大工程计划，不过因为他被召还京未及实现而已。那个详密计划现今依然保存。在钱塘江入杭州湾的江口，有一个小岛，那个地方每年船毁人亡，损失惨重。钱塘江势如奔马的洪流正好与流入海湾来的海水相遇，受阻于此一小岛，遂变成了极其危险的漩涡逆流。这个“浮山岛”之得名，就因为四周沙洲时隐时现，而驾船者无从辨认水道何在。这些沙洲有的一二里长，据说一夜的工夫就会完全失踪不见。旅客乘船到杭州，这一段路最为可怕。自浙江东岸来的人，宁愿在龙山横过海湾，但是从东南地区顺钱塘江而下的人，则不得不冒险经过。有时可以看见落水的大人儿童哭喊救命，还没来得及抢救，已被洪流巨浪吞没。但是杭州江上的交通还是很重要。贫苦的西南地区人民，都以杭州以北西湖地区产的米为生，而杭州人则依赖西南地区的燃料。盐也产在杭州湾，运销西南地区。虽说水运危险，水运仍极繁忙，但运费高昂，因为水上风险大，运输行必须付给工人厚礼。

这样，使国家遭受无形的损失，为数达到数百万贯之巨。

苏东坡就想在深知钱塘江情形的人协助之下，解决这个问题。新计划是想把通往杭州的船运移到此危险地点上面的一条路。在苏东坡主持之下，拟定了一项计划，需款十五万贯、员工三千，为时两年竣工。在此计划下，要将钱塘江引入一条八里长的新水道，水的深度足可供航运，要筑石堤一条，长两里又四分之一，在山下钻隧道六百一十尺长。不幸这项计划正在拟定中，他必须离开杭州。

同时，他也正在为另一项更迫切的问题忙得要命，那就是饥谨的威胁即将来临。

他到任的那一年，就已收成不佳。米价七月间六十文一斗，到九月间涨到九十五文一斗。幸而平仓里还有存粮，他又筹划到二十万石，卖出了十八万石，才算稳住米价，在元信五年（一O九0）正月，使米价跌到七十五文一石。在那年春季多雨，看来年成有望。农人借钱施肥勤耕，满希望夏季丰收。在五月六日，杭州一带大雨滂沦，多日不止，民家积水将及一尺。农人的盼望眼看悉成泡影，随便有点儿常识之人，都能看出来，一已存粮吃光，势将挨饿。苏东坡派人到苏州常州去视察，接到的报告是该两地全境淹水。水库崩裂，部分稻田被水淹没，农人在划船抢救残存物品。抢救的潮湿稻子还可烧干，稻草用以喂牛，必须设法以济时艰，而且刻不容缓。

虽然不需大才方可预知，苏东坡却在事前早有准备。他一向相信常平仓制度远胜过饥荒之后的救济，所以他早就不断购买谷子存满粮仓，好来应付荒年。因为霍雨连绵不绝，他越为奋战不懈。在半年之内，自七月开始，他给皇太后和朝廷上表七次，陈述实情，吁请急速设法。前两次表章叫“浙西灾伤第一状、第二状。”后面五个叫“相度准备赈济状”，七个表章合成一个情急的呼吁。他呼救不停，直到朝廷人人觉厌烦了。他那种急躁是太背乎中国人的习惯。若干朝廷的特使也在当地，人家一言不发。苏东坡喊叫什么？比平常多下了一点儿雨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他是为自己挖掘政治上的坟墓吧？

但是他深信一分预防胜过十分救济。在当地买，或是由外地进口，这样不断存粮，以防食粮短缺，并随时卖出以平定粮价，饥荒是可以防止的。把粮食向贫病与饥民施舍，永远是浪费无用，只能触到疾苦表面，根本办法则是预防。有远虑的人永远是气躁的。他指出来，在神宗熙宁八年（一0七五），没有人事先做何防备，结果大饥荒来临。神宗皇帝须要拨出一百二十五万担食米设立粥厂救济贫民，竟有五十万穷人饿死。除去人受的灾难之外，朝廷救济、减免税款和各项岁收，一共损失了三百二十万贯。苏东坡指出，比照之下，他去年只用了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