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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来说），而对自己脚下的大石头却可能视而不见被绊倒。

1985年年中，有关方面在准备召开全国工资改革会议。会上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确定在全国推行业务职称制度，这自然是关系到许多人切身利益的问题。在谈到新闻界是否也要评职称的时候，当时劳动部的一位领导认为，新闻界本身就没有什么学问，不应该在新闻界评什么学术职称。新闻界当然不同意这种看法，新闻是有学问的，而且新闻界是知识分子密集的岗位，如果只靠行政级别，靠“当官”才能提工资，那矛盾就会非常尖锐。

当时人民日报社有一个工资改革小组，想把新闻界的这些看法向中央反映。于是，他们希望通过记者部找个记者向中央写内参，内参必须赶在工资改革会议之前送上去，不然就来不及了。记者部领导又把这个任务落实到当时担任机动记者的艾丰头上，并且说，他是中年记者，如果没有职称，中年人的待遇就会遇到问题，他有切身体会，做这件事最合适。艾丰二话没说就领了这个“为民请命”的紧急任务。

艾丰抓紧时间工作，他先向工资改革小组全面了解情况，写成内参初稿之后，又请他们审阅，定稿后署了个人的名字准备上送。这时一位在中央办公厅工作过的同事跟艾丰说，时间这样紧迫，以个人名义写的内参，恐怕中央领导不能及时看到，会误事的，最好以报社的名义上送。艾丰请示了报社工资改革小组之后，到报社办公厅加盖了报社公章把内参及时送上去了。

见到报告后，胡乔木同志很认真地写了两页意见，总体是说新闻界很艰苦、很重要，应该评职称，但其中有一句含义不是很清楚的话：“记者不要和教授、副教授攀比。”胡乔木的批示传下来，劳动部不给新闻界评职称的意见被否定了，但是他们抓住了其中那句含义不是很明确的话，提出了一个方案：记者、编辑的最高职称只能相当于副教授，并把这个意见告诉了###。

中央领导的批示和劳动部的方案到了###，###的有关领导一看就急了，最高才是副教授，这怎么能行？谁让《人民日报》写的信？电话打到报社总编辑办公室处，总编辑李庄当时不知道这件事，到办公厅一查，是艾丰来盖的公章。这位一向温和可亲的老领导一下子就火了，批评办公厅的同志，什么材料你们都盖章吗？反革命传单也盖章吗？然后询问报社工资改革小组的领导，那位领导一时没弄清缘由，汇报说不记得同意盖章这件事。于是，这个内参不仅把事情搞糟了，而且成了艾丰擅自盗用报社名义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了。

报社内掀起轩然大波，这一消息也很快在全国新闻界传开了。传言说，艾丰急于向上爬，为取得胡乔木赏识，主动提出方案把新闻界压半级。

报社社长秦川从日本回来，一听说这事后就立即召开编委会。那时候艾丰是机关党委委员，机关党委书记在编委会后找他谈话，指出这是典型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不给处分是不行的。艾丰把事情的整个经过原原本本地做了汇报，任务是谁布置的，材料是怎样形成的，盖章是谁同意的，最后是怎样送上去的，说完之后，他说：“我是典型的有组织、有纪律行为。”经过机关党委向有关同志反复核实，证明艾丰说的都符合实际情况，处分一事才算作罢。

处理虽然免了，但艾丰却痛苦到了极点，因为事情毕竟没有办好。自己受了冤枉，当然难受，但事情没有办好是大事，不行，不能到此为止，一定得挽回。于是他又赶写了一份材料，通过一位熟人送给了胡乔木，反映他批示以后发生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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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亏是福（2）

过了不久，胡乔木召集###、国务院职称办、劳动人事部的同志，就职称问题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他“顺便”提了一句：“我上次批的不能和教授、副教授攀比，说的不是待遇问题，我指的是它们劳动的性质是不同的……”

此话一出，那个最高职称是副教授的方案立不住了，重新又回到了原来的方案——这就是现在新闻界执行了若干年的方案。

新闻界的职称终于有了圆满的结局，但就个人得失来说，艾丰“损失惨重”。出于艾丰的性格和当时各方面的情况，在四五年之内艾丰都没有向报社领导解释过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直到1992年，艾丰作为《人民日报》编委，春节去给早已离休的李庄同志拜年的时候，才向老领导说明了事情的原委。领导不了解事情的全面情况，对艾丰形成了片面的印象也就是必然的了。

艾丰回忆说：“这不能怨别人，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