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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长江以南出动时，则将1　、4　纵队开河北整补一个月，待机南下，执行新任务。如无此必要，由拟将两纵分到西南方面，执行游击任务，自求整补。”

收到此电，毛泽东和其他四位书记反复进行了研究，认为派兵南下的时机尚不成熟，复电陈粟“半年内，不拟派l　、4　纵去江南”。事情暂时搁了起来。

此后的半年，战局发生重大变化。10月15日，毛泽东电示陈、粟：“战局可能发展得很快，6　个月内（10月至3　月），你们各纵在河淮之间作战6　个月后（约明年4　月），你们须准备以一个或两纵队出皖浙赣（不是闽浙赣）边区。那时拟由刘邓方面派一个或两个纵队出湘鄂赣边区。当你们派部出迫浙赣时，拟由许谭所部四个中抽出一个加强你们两兵团兵力，但此是预计，须待那时考虑方能确定。”

11月20日，陈、粟复电中央，如实汇报了华野进入预皖苏的情况：“南下后，脱离后方，无休息整顿，连续作战，艰苦疲劳，情绪受影响。打了几个胜仗后逐渐好转。但部队水土不服严重存在，从而影响指战员决心与信心。有的部队风闻要南渡江南，思想波动。”

8　天后，毛泽东又亲自复电粟裕并转告陈毅：“在明年8　月以前，不准备派主力部队，各部均要在现地安心工作与作战，又准备在明年8　月以后，派一部队渡江南进，究派何部，临时决定。”

就在毛泽东与陈、粟筹划渡江事宜时，邓刘大军已由大别山区直捣长江北岸的望江地区，控制了长江北岸300　余里。

1947年12月，陈毅到陕北中共中央所在地米脂县杨家沟准备出席“十二月会议”时，毛泽东就与他多次研究并定下了计划。

这是一个极端机密的战略问题，只能由几个直接有关的，要决定和执行的高级负责人来研究和掌握。

毛泽东风趣地对陈毅说：“去年八九月，中央只说反攻，反不过去还可以退回来。现在刘、邓和你们反出去站住了，不会被赶回来了，我们才下决心说：进攻。”

1948年初，蒋介石为了改变其战略上的被动地位，采取了尽可能坚守东北、力争华北，集中力量加强中原防御的战略部署，改“全面防御”为“分区防御”。在南线，为了不让我军在大别山根据地，蒋介石宣布从九江到汉口各口岸同时戒严，并派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到九江组织护航，在国防部特设“九江指挥部”，由白崇禧统揽豫、皖、赣、湘、鄂5　省军政大权，指挥33个精干旅，加紧围剿大别山，严防解放军渡江南进，力保中原。

刘邓大军在大别山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虽然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因在无后方依托条件下连续行军作战，没有得到决定性胜利，处境相当困难。华东野战军向外线出击后，同敌人形成拉锯状态，处境也较困难。可以说，此时的中原战局，国共两军基本上处于胶着相持的状态。

为粉碎蒋介石的企图，毛泽东命令刘邓回师中原逐鹿，蒋介石在那里部署了37个整编师共66万人，约占当时蒋军总作战兵力的三分之一，其中有蒋嫡系精锐主力第5　军和第18军，桂系精锐主力第7　军和第48军；其指挥官白崇禧、顾祝同。胡宗南也都个个不同凡响，而摆在中原的共产党军队共50个旅35万人，由刘邓统一指挥，斗争十分尖锐激烈，逐鹿中原，鹿死谁手，难以预料。

远在陕北的毛泽东深信刘邓大军能够闯过这一关，但从全局看，又亟需派一支精锐兵团再次向南进击，这次是真的要向长江以南作前所未有的、一年前想都不敢想的战略跃进，在那里给蒋军以痛击，牵制蒋军一部兵力。因为蒋介石非常害怕人民解放军占领长江以南，那样中国大陆就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了，解放军一过江，蒋介石必定会再次调重兵迎击，从而减轻其他解放区的压力。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希望把解放战争第三年上半年（1948年7　月中旬算起）战略重点放在跃进江南的行动上。

见了从前线回来的陈毅，毛泽东非常高兴，他先让陈毅看看文件，并幽默地对陈毅说：“有空我们再详谈，一天谈不完谈两天、三天，白天谈不完可以来个通宵达旦；饮水烤火，还可以吃辣椒，四川人、湖南人都是汤辣的！”

在杨家沟，毛泽东与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周恩来、陈毅比较集中地商讨了战略进攻以来的形势和如何打破中原僵持局面的问题。

1　月26日，毛泽东以军委的名义致电刘邓、、粟裕、陈谢，提出了南线3　个月行动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