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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玄眇之中，精摇靡览，弃其畛挈，斟其淑静，以统天下，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系牵连于物，而不与世推移也。”此淮南不专一家之意。彼自谓应变通类，正子云所谓“乍出乍入”者也。西京杂记云：“淮南王安着鸿烈二十一篇，自云‘字中皆挟风霜’，扬子云以为一出一入，字直百金（二）。”彼文“一出一入”，谓其行文之或显或幽，犹解嘲云“深者入黄泉，高者出苍天”，与此文“出入”字异义。然则同为子云评淮南之语，而褒贬不同者，彼自赏其文辞，此则裁以义理故也。“文丽用寡，长卿也”者，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云：“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长卿。”汉书司马相如传赞引“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即文丽用寡之义。汉书叙传云：“文艳用寡，子虚乌有。”班语本此。“多爱不忍，子长也”者，宋云：“迁之学不专纯于圣人之道，至于滑稽、日者、货殖、游侠，九流之技皆多爱而不忍弃之。”吴云：“不可以垂世立教者，司马迁皆序而录之，是多爱不忍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者，司马云：“仲尼称管仲为仁，史鱼为直，蘧伯玉为君子之类，亦多爱。”荣谓仲尼多爱，谓信而好古；爱义，谓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一）“扈”字原本作“雇”，形近而讹，据淮南子要略改。（二）据今本西京杂记，“字直百金”四字，盖公孙弘自称其所着公孙子之言，疑汪氏误入，当删。 或曰：“甚矣！传书之不果也。”曰：“不果则不果矣，〔注〕苟非所能，自可尔。又以巫鼓。”〔注〕巫鼓犹妄说也，妄说伤义，甚于不言。一曰巫鼓之俦，奚徒不果而已，乃复寄诙诞以自大，假不学而高通，故扬子既吐触情之谈，又发巫鼓之义。〔疏〕“甚矣！传书之不果也”者，宋云：“非经谓之传。”按：音义于“传书”无音，似读如字。依宋说，则当读直恋切，宋读是也。孟子云：“于传有之。”诗灵台孔疏引作“书传有之”，传书即书传耳。俞云：“说文木部：‘果，木实也。’木实谓之果，故果与实同义。淮南子道应篇高诱注曰：‘果，诚也。’诚即实也。传书之不果，言传记之书多失实也。”按：俞说是也。广雅释诂：“果，信也。”信、实同义。“不果则不果矣，又以巫鼓”者，“又”各本皆作“人”。音义：“人以巫鼓，天复本作‘又以巫鼓’。”按：此形误之显然者，今据订正。巫读为诬，诬鼓谓诬妄鼓扇。言仅仅不实则亦已矣，又从而诬妄鼓扇焉，故其害为尤甚也。注“苟非所能，自可尔”。按：孟子：“君是以不果来也。”赵注云：“果，能也。”弘范训不果为不能，故云尔。然“传书之不能”，于义未洽，当以俞解为长。注“巫鼓犹妄说也”。按：曾子问：“故诬于祭也。”郑注云：“诬犹妄也。”巫、诬古通。注“一曰”至“之义”。按：弘范以“乃复”云云释“又以巫鼓”，是其所据本“人”作“又”之证。“触情”，见学行。

或问：“圣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诸？”曰：“吁！是何言与？〔注〕吁者，骇叹之声。丹青初则炳，久则渝。渝乎哉？”〔注〕丹青初则炳然，久则渝变，圣人之书，久而益明。〔疏〕“圣人之言，炳若丹青”，后汉书来歙传章怀太子注引“炳”作“明”。按：此盖因后汉避冲帝讳所改。王元长曲水诗序李注引作“炳”，下文“初则炳”同此。亦古有是语，故以为问。“丹青初则炳，久则渝，渝乎哉”者，尔雅释言：“渝，变也。”

或曰：“圣人之道若天，天则有常矣，奚圣人之多变也？”曰：“圣人固多变。〔注〕天纵之也。子游、子夏得其书矣，未得其所以书也；宰我、子贡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颜渊、闵子骞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注〕圣人以妙外往，诸贤以方中来。圣人之书、言、行，天也。天其少变乎？”〔注〕所以应无方也。〔疏〕“奚圣人之多变也”者，宋云：“言五经支离，万物错综。”“圣人固多变”者，司马云：“圣人志道秉常，随时应物，此天之阴阳五行，变化无穷。”按：繁露竹林云：“春秋之道固有常有变。变用于变，常用于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子游、子夏得其书也”者，论语云：“文学，子游、子夏。”皇疏引范宁云：“文学，谓善先王典文。”“未得其所以书也”者，公羊传昭公篇徐疏引春秋说云：“孔子作春秋，一万八千字，九月而书成，以授游、夏之徒，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宰我、子贡得其言矣”者，论语云：“言语，宰我、子贡。”范云：“言语，谓宾主相对之辞也。”孟子云：“宰我、子贡，善为说辞。”“未得其所以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