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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暴最为猖獗的时候，我们只有待在舱外的左舷才最安全，而且这里比较干燥。在这里，我们坐在舱门外靠着舱壁摆放的坛子上。我们的胶卷和贵重的装备都存放在这里，几乎没有我们容身的地方了。那只鸭子和那只猴子现在都待在各自的篮子里，就叠放在我们的私人用品上面。海浪涌入舱内，继续大肆破坏，箱子一个接一个裂成了碎片。到傍晚时分，只剩我和阿布杜拉还能继续睡在舱内，其他人都搬了出去，睡在柳条筐上、桅杆底下，或是舱顶上。而那舱顶已经歪斜得十分厉害，很难支撑两三个人的重量。起初给我们做床板的十六只箱子如今只剩下三只还完整无损，两个是阿布杜拉的，一个是我的。因为我们的箱子最靠近左舷，所以坚持的时间最长。不过，现在也轮到我们了。其实，我腿下面的箱子已经被砸破了，衣服和书本混杂在一起，仿佛粥里的果肉一样在我们周围漂来漂去。我用脚跟小心地把一个箱盖搁在我仅剩的那只箱子边缘，压在自己的腰下，然后翘起双脚，顶着舱顶或是舱壁。这样一来，浪头奔涌而至时，我身下的箱子就不至于被掀翻了。这副景象极为怪异。阿布杜拉跪在舱门口祈祷了一番，然后钻进睡袋，躺在他那两只完好无损的箱子上安然入睡了。我们身边的水流声在黑暗中听起来异常凶暴。一不小心，我的枕头滑落到水里，马上被在舱壁之间回旋的大旋涡吞噬了，这大旋涡什么都不会放过。这里就像是大鲸的肚子，柳条墙就是鲸骨，把食物都拦在里面，只把海水放行出去。我一把抓住漂在水里的枕头，还捞上来一个软绵绵的东西。是一只手！不对，是橡胶的手套，就是尤利做手术用的手套，它灌满水胀了起来，就成了手的形状。这太可怕了。我坐起来，把煤油灯吹灭了。紧接着，我的头就撞上了舱顶，舱顶帆布里兜着的一大片水都向我浇了下来。这下子，我小心翼翼护着的搁脚箱盖也掉进了水里。我仅剩的一只箱子也被掀翻了。我爬出舱去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下雨时似乎在舱外更安全一些。船舱曾经是我们温馨的小窝，如今，只剩下阿布杜拉还在下风一侧呼呼睡大觉。

7月16日，离日出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恢复了同“谢南多亚”号的无线电通讯。我不停地转动曲柄，一次又一次地试听，终于听到了“谢南多亚”号上无线电通讯员金属般的声音。他们的船长让我们趁着天还没亮发『射』一些信号弹。风已经停了，暴风继续向西去了，这时恐怕已经登陆了。此间，只有鸭子辛巴达的腿折了，除此以外，我们均未受伤。诺曼取出我们割开救生筏时保留下来的信号弹。可是它们都泡了水，用火柴怎么也燃不起来。我们这时才看到一个标签的碎片上写着：“保持干燥”。我们只得让“谢南多亚”号来发信号弹了。过了一会儿，船长告诉我们，他们的信号弹也点不起来。风暴过后，我们谁也无法确定自己的确切位置，但据我们判断，我们仍在同一纬度上相对而行。

那个无线电通讯员让我们一刻不停地转动手摇发报机，以保证持续发出信号，这样他们才能通过无线电波收到我们的信号。因为，虽然风已经停息，而且大雨平息了汹涌的海浪，但是我们的船都不大，在远处都看不见对方。我们了解到，那摩托艇约有八吨排量，长七十四英尺。我们坐着摇着手柄，注意到海面上又铺上了一层沥青油块，就和以前看到的一样。海水冲刷着草船，又从缝隙中流走，那些沥青块就留在了纸莎草上。我收集了一些作为样本，准备写份报告一并给挪威代表团送去，上呈给联合国。我们在大西洋两岸，甚至大洋中间都发现了这些污染物。

诺曼负责发送和接收信号，不停地摁着那按钮，戴着耳机接听，我们其他人则轮流摇手柄，这时卡洛给我们端上了一些冷餐。他感到很抱歉，厨房无法正常使用了，一半是因为所有的锅都漂走了，一半是因为汽化炉已经沉到了大西洋底。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吃熏肉或是埃及鱼子的话，他总算还留了一把刀。“木乃伊面包”不再定量供应了，味道比以前还要好，不管是抹上柏柏尔黄油和蜂蜜，还是和着油浸胡椒羊『奶』酪一起吃。暴风雨对食品坛子倒是手下留情，它们还都完好无损地堆在柔软的纸莎草上。只有木箱被打坏了，纸莎草、绳索、坛子、皮囊、柳条和竹篾都没什么问题。不管到哪，在与大海的搏斗中败下阵来的都是硬邦邦的木材。

7月16日下午晚些时候，天又放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