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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日子对于先遣连来说却就暗淡下来：道路为风雪所阻，后续部队及给养断绝。扎麻芒保艰苦卓绝的一个冬春里，马匹倒毙，粮、盐俱绝，只靠清水煮野马肉为生。尤其糟糕的是纷纷患上一种无药可治的病症：全身浮肿流黄水直至死亡。很可能是当地水质有害所致。李狄三未能幸免。但他长期隐忍着病痛，顽强地支撑起全连的精神。直到他昏倒在地时，战士们才发现他的绑腿早已深深勒进浮肿溃烂的肉里。硬是凭了那种精神，李狄三屡屡挣脱了死亡的纠缠，直坚持到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大部队开赴扎麻芒保之际，他亲眼看到了后来者时，才欣慰地闭上了眼睛。第二天，部队为李狄三和他的五十五位战友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六十年代，他们的遗骨迁葬于狮泉河镇的烈士陵园中。

寻找李狄三遗属的工作颇费周折。他只在离开于田时给家乡亲人们发过最后一封信；牺牲前既未留下家址，也未向父母妻儿留下遗言遗物。直到十一年后的一九六二年，组织上才设法找到他的家乡、他的家属。

先遣连以其壮烈的气概、非凡的功勋，被新疆军区授予“进军阿里先遣英雄连”称号，每人荣立一等功，每人获得“人民功臣”、“解放西北纪念章”各一枚。

先遣连的故事应当到此结束。但我禁不住要关心那些曾在风雪扎麻芒保的死亡门坎上踱过步的人，那些幸存者的命运。结果很不幸，那些了解情况的人，无不以低沉的声音述说同样惊心动魄的那些人的经历：作为特级战斗英雄的先遣连副连长早在“文革”之前即被某次运动打翻在地，那时他已任副师职，先遣连指导员，于“文革”初期被造反的红卫兵们装进麻袋，扔在大卡车上，不见三千公里云和月，由狮泉河，颠到乌鲁木齐。而那位尤其可怜的先遣连连长，从五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的二十二年间，被投入监狱，所谓政治问题。待到平反出狱，从精神到肉体都成为废人。

对于那些穿过枪林弹雨并与严酷自然、与死亡对峙过而大难不死的至勇者来说，虽然和平但丧失理智的荒唐年代更可怕。

死者长已矣，生者为之长吟嘘。我已铭记。历史已铭记。无论时代发生怎样的变化，李狄三所标举的那种纯粹精神仍然是一面旗帜。

那被掀开的阿里的新的一页也已成为历史。狮泉河埋下英灵，又若无其事地笑迎八方来客。阿里仍然年复一年地经历漫长的风季，短暂的雨季，有限的下雪日和无休止的骄阳。

近十几年来显然又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直接的大气候因素在于全国范围内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狮镇风景最显著的变化之一是集市的扩大繁华。位于镇南狮泉河北岸的贸易市场，带着仓促潦草的痕迹，几条纵横斜向的狭道旁，挤满了高高低低的半临时性建筑的铺面。与西藏其它地区大不同的一项景观是经商的新疆人的大量出现。此外，决心把川味推广到天涯海角的开餐馆的四川人，走遍全国从事裁缝修鞋业的浙江人、遍布藏区经销民族日用品的青海、甘肃人，出卖劳力的汉人以及无所不在的康巴人，等等，倒是同其它地区类似。

人口也往往是繁荣与否的晴雨表。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按八百人设计的镇规模，仅占现镇中心一隅。一九八○年前除在职干部职工外，仅有城镇居民一人——他本是游牧至此，后在某单位做临时工——但到一九八○年，狮镇常住人口已达三千人暂住人口二千人；近些年来，夏季流动人口超过常住人口，到一九九○年流动人口五千人，当年全年达四万人次，居然接近全阿里总人口数目。当年，流动人口大多为“候鸟”型，到冬季便急剧减少。现在，常住一年以上者达一百多户，而狮镇居民则不足三百户。这些数字都是去年进行人口普查时，行署下决心，拉开人网，每一角落都搜索遍了，方才得到的。连普查人员都感到奇怪的是，有十多户竟连续居住达十年以上，并且还有外来妇女在狮泉河的医院生小孩的事情发现（由于缺氧，一般认为对于汉族孕产妇来说是危险的）；另有改则县一位建筑包工队成员居然与当地一牧女结婚定居了。阿里干部感叹说，要说阿里艰苦可真艰苦，可就是有不怕苦的人争着抢着来；新藏公路上年年都有人因缺氧而死亡，但更多的人却拥了进来。一是建筑施工，二是经商。都想赚钱，而国家集体个人果然都赚了钱。改革开放、商品流通就是令人不可思议：究竟是谁赚了谁的钱？

藏民族传统观念中缺乏商品观念。农牧民不信任、不情愿借助商品流通媒介，而宁可世世代代赶着牦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