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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吗？但达特福德是个工业重镇，我想一个妇女恐怕不行。”

“当然，你是行家里手。但为什么不可以先见见她呢？”

他们同意与我见面。星期六，我应邀与约翰·米勒、他的妻子菲及达特福德妇女协会主席弗莱彻夫人在兰多诺码头餐厅共进午餐。

他们大概是对一位妇女成为达特福德议员候选人持有异议。虽然如此，他们对他们见到的这个人还是喜欢的，我跟他们也很谈得来。米勒夫妇后来成为我的亲密朋友。弗莱彻夫人很有风度，我很快对她产生了一种敬慕之情。午餐后，我们沿着码头走回会场，找个好座位，听党的领袖温斯顿·丘吉尔发表演讲。大会开了一周了，我们还是第一次见到他。那时，党的领袖并不出席年会，只是在星期六的最后集会上露个面。自然，他讲话的重点是外交事务。因为那时苏联封锁柏林，西方向西柏林空运日用物资。他传达的信息是令人忧郁的。他说：只有美国的核武器才能保护欧洲兔受共产主义暴力，并警告说第三次世界大战似乎正可怕地向我们逼近。

直到12月我才收到达特福德的通知，要我去位于市里奇街的保守党中央总部面试，这里离议会不远。同其他许多有望成为候选人的人一样，12月30日星期四晚上，我坐到了选拔委员会的瓦前，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非政界人士很少有人能懂得这样的场合多么让人神经紧张，忐忑不安。不感到紧张的面试者很可能发挥不好。因为懂化学的人都会告诉你，如果你想有上乘表现，你的肾上腺液需要流动。我很幸运，桌边有几个人对我比较友好，当然在这种场合，这对一名想进入政界的年轻女子来说，既有好处，也有不利。

我通过了这次面试，他们还通知我去达特福德参加下一次面试。1949年1月31日星期一，我应约到达特福德布尔饭店，向约由50人组成的达特福德市保守党协会执行委员会发表讲话。同其他5个参加面试者一样，我需要发表15分钟的讲话，然后再回答10分钟问题。

更有可能给我带来麻烦的正是那些问题。当时许多人本来就对妇女候选人抱有很大的成见，对妇女竞选达特福德这样的工业重镇的席位更加如此。毫无疑问，这是男人的世界，连天使也不敢涉足。当然，还有，保守党人赢得这个席位的希望很小。当然，即使像埃布韦尔那样被认为是工党有把握获胜的席位，参加候选人角逐的保守党人也不会道破保守党获胜希望渺茫这一点。在芬奇利，工党议员比保守党议员候选人多得两万张选票，这种差距是难以消灭的，但也许，这个谁也不愿意点破的事实反而对我有利。为什么不冒险让年轻的玛格丽特·罗伯茨当候选人呢？保守党不会输掉什么，却能做更多的有益的宣传。

一次政治活动成功的最可靠的信号是你感觉还不错。在达特福德的那个晚上，我感到很顺利，事情的结局证明我的自信是对的，我被选中了。会后，我留下与协会的干部共进晚餐。因为不仅候选人如释重负，选拔者也可以不再做批评者，而成为候选人的朋友。我感到有些如坠雾海，但很高兴。大家给我这个年轻候选人提了很多建议，告许我许多事情，并主动表示愿意帮助我。有些政治家经常被问及“你究竟为什么那样做？”，以上这些友好举动可以提供部分答案。

下一步就是争取党的总部的批准。一般的程序应是候选人先获党的批准，再参加选拔。但我获委员会选拔通过后第二天去中央总部会见妇女主席玛乔丽·马克西小姐时，却未遇到任何困难。几个星期后，我应邀参加一个晚宴与党的主席伍尔顿勋爵、副主席J·P·L托马斯、马克西小姐及地区代理贝丽尔，库克小姐见面。在以后的几年里，玛乔丽·马克西、贝丽尔·库克成为我的坚定支持者，她们给了我许多有益的建议。

选拔通过后。下一步是正式任命。正式任命会议是候选人给协会全体人员留下一个好印象的第一次机会，所以这样的场合具有心理上的重要意义。由于当地新闻界应邀出席，这也是一次在当地扩大影响的机会，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父亲的光临。这是第一次我和父亲站在同一讲台上在同一个会议上讲话。父亲谈起他的家庭如何一直支持自由党，而现在是保守党人举起了老的自由主义的旗帜。我讲话的主题在内容上有些格莱斯顿式，形式（长度）上却不尽然。我强烈主张“政府应该去做任何称职的家庭妇女在钱紧张时要做的事——检查自己的帐目，找出问题”。

2月底的正式任命会议以后，达特福德市保守党协会的两位要人，索华德夫妇邀请我出席他们为我安排的一次晚餐。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