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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工薪等级差别缩小，这些人需要通过合理地提高薪水得到适当的激励。当然，这些理由也适用于许多其他各类人。然而我印象最深的是，没有人怀疑这一特定类别的人的薪水需要比工资政策所允许的水平更高些。而且作为公务员的次官们的情况与经济部门无数其他类的人的情况是一样的。我们的工资政策不仅仅是荒谬的，它不但不“公平”，而且基本上是不公正的。事实上，这极好地表明，在适当的机制内运行的各种市场力量有利于实现公平，而即使是仁慈的国家控制也只能有利于实现平等。

在另一庄严时刻，我们就议员的秘书的合理薪水水平进行辩论。这是最使人不能忍受的事了。我说，我进入政界不是为了对这种问题作出决定，我会付给我的秘书足够的薪水用来维持生活。其他大臣们同意我的意见。然而，他们了解他们的秘书，但不了解他们正在为其工薪作决定的其他人。

无论如何，不久现实开始闯入到政策中来。在宣布第三阶段的两天之后，全国矿工工会拒绝了国家煤炭局的提议，即以提高工资16。5％为条件签订生产效率补贴协议。政府立即主持该项谈判。（我们“不干预”的日子早已过去。）特德在唐宁街10号会见了全国矿工工会的代表，但没有进展。11月初，全国矿工工会宣布禁止加班。莫里斯。麦克米伦告诉我们，尽管看起来不会很快进行罢工投票，而且，即使投票也不会得到赞成罢工的必要多数。但是，禁止加班加点将急剧降低产量。内阁中仍然普遍认为，政府不能默许对新实行的工资法的违反。相反，我们应当做出特别努力，以表明在工资法范围内能解决什么问题。要制造麻烦的不只是矿工。消防工人、电工和技工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纠份。这是工资政策给我们带来的一种惩罚，我们必须在许多条战线上作战。

同样，我们当时正在迅速向计划经济转变，而计划经济不可避免的弱点是很少考虑或不考虑外部事件。我们大家在1974年2月用来解释希恩政府经济战略失败的论点（而且有些人很长时间以后还继续使用）是，1973年阿拉伯—以色列战争造成石油价格上涨4倍，从而使我们初见成效的经济政策被粉碎了。这显然是错误的。松驰的货币政策已经播下了通货膨胀的种子，在即将到来的工党政府时期，通货膨胀将高高涌起。收入政策只不过是在时间的长河中重新分配通货膨胀造成的恶果，对上述情况的好转起不了作用，即使此项收入政策取得有限的成果，也都会像其他所有收入政策一样，表现为提出更高的要求和为满足这些要求而付出更高的代价。再者，经济增长的速度大快，很难持续发展，对这样一种尚未进行减少管制、没有实行私有化和没有进行削弱工会权力改革的经济来说就更是如此。公共开支也上涨得太快，而且我们在尚不了解石油价格提高的全面影响之前就已经在讨论减少公共开支了。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像我们所夸耀的那样使英国的工业“现代化”一重要的是，因为只有工业而不是政府才能有效地使工业本身“现代化”，更糟的是，由于对通货膨胀火上浇油，加之，太多地代替经理人员和工资谈判人员作出决定，我们为工业取得成功恰恰创造了错误的气氛。

然而，即使先不去管上述这些情况，认为石油价格的飞涨仅仅是“倒霉”的基本论点是根本错误的。是政府未能全面考虑有关情况，从而妨碍了经济计划的实施。而且，正常运转的市场经济能够非常敏感地对每一个信号作出适应性的反应从而可以避免由于压力的积累造成急剧的混乱。

显然，由于那年秋天的阿以战争可能导致石油禁运和石油价格上涨，形势更加恶化。由于矿工的劳工行动影响更加深入，我们不再能控制局面的意识也加深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摆脱这种困境。这就使得尽快举行大选日益有吸引力。如果我们重新当选，我们究竟会干什么，这一点当然难以确定。也许特德会喜欢朝管理型的经济继续走下去。其他人可能会愿意向矿工付丹麦金而寻求一种较安宁的政治生活。基思和我，还有保守党议会党团中大多数人主张摒弃当时政府的总体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标帜，回到我们自1972年初离开的自由市场经济方针。

确实，基思和我除了交换对经济政策缺点的看法之外，也对政府在阿以战争期间所采取的姿态极为恼火。为了从石油生产国获得有利的待遇——这些国家正在限制对西方国家的石油供应一政府拒绝谴责破坏1967年停火协议的阿拉伯国家，而且我们还对双方都实行了武器禁运，从而剥夺了以色列人所需要的备件。政府还拒绝允许美国人使用英国基地以便为以色列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