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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国相比，中东地区相对贫困，但是贫困并不会妨碍人们怀有希望。因为如果是这样，那么随着全球性经济的繁荣，自杀式爆炸应该相对减少。我们只想澄清一点：贫困不会导致自杀式爆炸。现在自杀式爆炸的发源地的贫困程度降低了，但自杀式爆炸事件并未下降而且呈上升趋势。因此，贫困不是导致自杀式爆炸的唯一因素。自杀者精神正常，身体健康，生活在正直的群体中，而且他们自己也是很正直的人。他们并不贫困，也没有被剥夺公民权利，没有太疯狂——至少跟他周围的人是一样的，虽然这个群体与美国相比相对贫困些。

我们要澄清的事实是，消灭贫困并不能阻止自杀式爆炸的发生。成为自杀式爆炸者的人一般并不看重金钱，尽管和同伴相比也不是很穷。自杀式爆炸是个复杂的问题，必然需要复杂的解决方式，其中必须考虑这个因素：对超越生命的来世“未来”的信念所产生的动机作用。

4。宗教信仰说

宗教信仰说坚持自杀式爆炸者是宗教狂热者，他们甚至有点走火入魔了。自杀者有宗教信仰，但研究表明，他们的宗教信仰并不虔诚。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佩普（Robert　Pape）分析了从1980年至2003年发生的315件自爆事件。主要结论是自杀式爆炸并非宗教事件，但常被宗教说辞搞得模糊。他这样写道。

“专家把基地组织描绘成一个被宗教仇恨驱使的无所畏惧的敌人。在末日来临的预期中，我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自杀式恐怖主义是一种战术而非一个敌人，而且，它是伴随着宗教说辞发生的，但在宗教说辞之下，它大多是为了非宗教目的而发生的。”

也许，最知名的自杀式爆炸者可能是二战时期的日本神风突击队。二战时期俄罗斯及德国的飞行员同样肩负着自杀式爆炸的使命，尽管程度上比日本人差多了。成千上万的日本人参与到那次袭击中。如果想找一些基督教徒和犹太人的实例，我们可以追溯到圣殿骑士来探究这种有组织的自杀式爆炸袭击，而这些例子至今还是有意义的。自杀式爆炸成为当代社会恐怖问题的部分原因是，实施有效的自杀式爆炸袭击的技术是相对时新的一项发明。

5。理性策略说

理性策略说认为自杀式爆炸事件是很容易实现的，可以使自杀式爆炸组织的发起者得到最大的刺激。这个解释的倡导者指出，自杀式爆炸是实现预谋的政治目的的最有效的手段，而且不需要有逃跑的计划。下面是一个恐怖组织头目对一次成功的自杀式爆炸事件所必需的物品的描述。

“除了一位年轻的志愿者之外，还需要一些钉子、火药、一个电池、一个电灯开关、一根短电线、水银（温度计中有）、丙酮，还要花钱去缝制一个能放下6~8个口袋炸药的宽腰带，而最昂贵的是到一个遥远的以色列城镇的路费。整个事件花费大概是150美元。”

这个单子上充满着冷酷的逻辑。当你处理数字时，这种理性策略的解释行得通，但是却与世界上大部分人所持有的人的生命最高价值的信念是背道而驰的。

自杀式恐怖主义：时间解释说

在20世纪90年代末，研究发现：时间因素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解释自杀式爆炸事件。我们坚信，如果可以通过时间概念来解释自杀式爆炸这个复杂的事件，那么理解平常的行为就会变得相对简单。我们首先假设有一些特别的时间观念会导致个人成为自杀性爆炸者。从根源上来说，我们的自爆者原型是这样一个人：

1。强烈的消极的过去时间观：他可能具有攻击性，可能受复仇心理的刺激而寻求实质上的改变；

2。微弱的消极的过去时间观：一点也不看重传统和稳定；

3。强烈的宿命主义的现在时间观：他可能认为生活掌握在命运手中；

4。微弱的享乐主义的现在时间观：他可能不会享受现实，而且感觉没什么可以丧失的；

5。微弱的未来时间观：这种人可能不会展望未来。

我们发现这条研究思路是正确的，但我们还是遗漏了一些东西。这种时间观念可能会促使他们成为自杀式爆炸者，但这并不是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