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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心人的帮助。他也试着找点适合自己的工作，边工作边学习，但别人都拒绝了他。1924年冬，沈从文于百般无奈中，怀着一丝希望，写信向几位知名作家倾诉自己的处境。这时，郁达夫正受聘在北京大学担任统计学讲师，沈从文也想到了他。11月13日，在接到沈从文的来信后，郁达夫到公寓里来看望沈从文了。这一天，外面正纷纷扬扬下着大雪。郁达夫推开那间“窄而霉小斋”的房门，屋内没有火炉。沈从文身穿两件夹衣，用棉被裹着两腿，坐在桌前，正用冻得红肿的手提笔写作。听见门响，沈从文回过头来。一位年约30的年轻人，身体瘦削，面庞清癯，下巴略尖，正眯缝着双眼站在门边。“找谁？”“请问，沈从文先生住在哪儿？”“我就是。”“哎呀，你就是沈从文……你原来这样小。我是郁达夫，我看过你的文章。……好好写下去。”……默默地听着沈从文倾诉自己来北京的打算和目前的处境，郁达夫感到脊梁一阵阵发冷。公寓大厨房里，正传来炒菜打锅边的声音。“你吃包饭？”郁达夫问。“不。”瞧瞧沈从文的神色，郁达夫一切都明白了。他站起身来，将脖子上一条淡灰色羊毛围巾摘下，掸去上面的雪花，披到沈从文身上。然后邀沈从文一道出去，在附近一家小饭馆吃了一顿饭。结帐时，共花去一元七毛多钱。郁达夫拿出五块钱会了帐，将找回的三块多钱全给了沈从文。一回到住处，沈从文禁不住伏在桌上哭了起来。
沈从文终于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散文《遥夜——五》，这篇文章感动了北京大学教授林宰平，1925年5月，经林宰平和梁任公的介绍，沈从文终于得到了一份工作，去香山慈幼园图书馆做了一各办事员，月薪20元。但没过多久，沈从文就因发表了两篇小说《第二个狒狒》和《棉鞋》，得罪了教务长，为了保持自己人格独立，他自己解聘了自己，又过着穷生活的苦日子。
为了应付目前，在离开香山前后，由于杨振声在《现代评论》任编辑，郁达夫应邀作该刊撰稿人，并帮助编辑部看稿；赵其文担任该刊经理、会计一类职务；沈从文应邀担任过《现代评论》的发行员。北京政变以后，有人介绍沈从文去找冯玉祥的秘书长薛笃弼——薛笃弼在冯玉祥部驻防常德时，曾任常德县知事。——于是他又在冯玉祥部秘书处作过事；那时，沈从文的哥哥正在东北教学生绘画，得知沈从文在北京的处境，便写了信来，要他去东北，他又短期离开过北京。
1925年1月13日沈从文的一篇小说意外地发表在《京报•；民众文艺》上。在这之前，只有《晨报副刊》发表过他的两篇短文，得过五毛钱的书券。一天，《民众文艺》的两位编辑，到沈从文寄身的西城庆华公寓探望文章的作者。谈话中，沈从文得知这两位编辑就是名字经常见于《民众文艺》的项拙和胡也频。过了一星期后胡也频带着丁玲又来看沈从文，巧的是沈从文和丁玲竟是老乡，都是湖南人。一来二去三个人就成了好朋友。他们每次见面总离不开如何想法筹钱，用自己力量办刊物的话题——那时，他们共同感到青年作者所受的冷遇。尽管按当时北京物价，办一个类似《语丝》规模的刊物，每期印一千册，有十二三块钱就可办到。但这时，沈从文和胡也频的文章，按最低稿费标准索酬，也无法找到固定地方发表，寄出的稿件常常一去无消息。当时，《语丝》正支配着北方文学空气，只要能在该刊上发表作品，很快就会引起人们注意。这年5月，沈从文一篇题名《福生》的小说，由胡也频通过一位熟人转给周作人。当这篇小说在《语丝》上发表后，胡也频拿了这期刊物，告诉沈从文时，沈从文见到目录上文章的标题，感动得只想抱着胡也频哭泣。但这种幸运只能偶尔降临到他们头上。于是，那个自办的刊物只能在他们的想象里诞生，旋即又在想象里夭折。
这时沈从文与丁玲还有鲁迅发生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次误会。
1926年，丁玲正开始酝酿写短篇小说；胡也频文章也有了出路，每月可得25元钱稿酬。生活刚刚稳定，不愿意另作安排；沈从文先因《晨报副刊》改组，由刘勉已、瞿世英继任编辑，文章获得了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机会，后又由徐志摩负责《晨报副刊》，文章得到赏识，有了较多发表机会，也不想放弃刚刚打下的基础。因此，三人在这个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
1927年底，随着第一阶段北京生活的结束，沈从文走完了最初阶段的创作历程。他的作品最先见于报刊，是1924年12月。《一封未曾付邮的信》，是至今能见到的沈从文的处女作。1925—192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