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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记者问，“倘若你们在龙山镇挖到很多宝贝，会不会像在河南那样，统统运回北平？”李济回答，“这正是今天开会要解决的主要问题。首先要纠正的是考古不是挖宝，因为在我看来，对于增进我们关于历史的学问来说，地下的瓦砾骨头与黄金珠玉并无区别。其次，我要说的是，即便我这湖北佬存心要把你们山东的‘１９３０年１０月山东城子崖首次发掘开工前。后排站前第一李光宇；左八王湘；右二李济。（李光谟提供）

宝贝’偷走，我们的傅所长和我的学生吴金鼎先生也不会同意，因为他们二位都是地地道道的山东人。”李济的幽默与机智激起一片笑声资料出处：石舒波、于桂军著，《圣地之光——城子崖遗址发掘记》，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５４—５７页。。

傅斯年有四两拨千斤的气度，李济有运筹帷幄的缜密，加之傅斯年吴金鼎何思源王献唐等人缘地望，城子崖发掘已是风正帆满……

二、　城子崖的“求仁得仁”

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７日，城子崖遗址的首次发掘开始，仍由李济主持，参加者有董作宾、吴金鼎、郭宝钧、李光宇、王湘等人。

这次发掘在李济的具体指导下，采用了考古层位学的方法，详细绘制了地层图。“地层”一词是从地质学中借用而来的。人类居住的地方，天长日久必然会在原来的生土上堆积一层熟土，因其多呈灰色，所以也叫灰土层。在灰土层中，常夹杂着人类活动的遗物，这种包含人类文化遗迹的灰土层，考古学上称之为“文化层”。不同时代的人们在同一地区生活，会形成不同的“文化层”。如果有一时期没有人类居住，就会堆积一层天然堆积物，如水流冲积形成的淤土、风吹形成的沙尘以及草木朽烂形成的腐殖土等等。这种自然形成的堆积层，考古学上称之为“间歇层”。如果没有发生扰乱，上层的年代必然晚于下层的年代。城子崖台地的断崖上清晰可见的文化层，犹如一部人类生活状况的纪年史。

这次发掘颇为顺利，先后进行了一个多月，于当年１２月８日结束。最有特点的出土物是黑陶，其中的黑陶杯，“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掂之飘忽若无，敲击铮铮有声”。李济将发掘物，交给城子崖的发现者吴金鼎负责整理。半年之后，吴金鼎将发掘出土的陶片和石器刻完记号，整理完毕，并形成了对龙山文化的总体思考，写出《龙山黑陶文化之今天的观察》一文。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四章　殷墟·城子崖（10）

１９３１年的“九一八”事件，日军占领了东三省，华北也笼罩着一层战争的烟云。这年夏天，取得哈佛考古学硕士学位的梁思永返国，应李济之邀加盟考古组。１０月，李济便将主持城子崖第二次发掘的重担交给梁思永。

城子崖遗址经过连续两次发掘，获得了重大发现，遗址内呈现“三层叠压”的壮丽景观。最上层是周代文化城址，曾为古谭的国都，已使用青铜，陶器以轮制为主，有正式的文字，与中国古史的记载相印证，所属年代由此推定。中层是夏代的岳石文化层。最下层是原始社会晚期的龙山文化层，属石器文化，陶器以手制为主，但轮制已出现，所出土的黑陶和粉黄陶，技艺精湛，造型奇特，极富创造与想象力。此类工艺，到上文化层时似已失传。

城子崖出土物的卜骨上层只用牛胛骨，下层兼用牛、鹿胛骨，故可推论上、下两文化层虽属两个时期，但实为一个系统。由卜骨而知，城子崖文化与殷商文化为最直接的传承关系资料出处：石舒波、于桂军著，《圣地之光——城子崖遗址发掘记》，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９４—９６页。。另有多件出土物也看得出与殷墟的关联，如版筑与“夯土”，也可以反过来重新认识殷墟的建筑遗迹。

城子崖遗址首次发现的黑陶，是一个具有显著特征的文化体系的代表，最初称为“黑陶文化”，后来被命名为“龙山文化”。李济认为，“龙山文化”乃中国东部文化圈内由史前到有史可稽的历史期间的重要桥梁；对于认识和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起了重大推动作用，“有了城子崖的发现，我们不仅替殷墟文化的来源找到了老家，对于中国黎明期文化的认识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新阶段。”

傅斯年以诗的语言称颂城子崖遗址“是一个千年大树的横切面，又是一个多数脉络的交汇所”。此次发掘工作，“为史前时代考古之一基石，在中国考古知识之征服上，建一形胜的要塞，替近海地方的考古学作一个前驱”，“为昆仑山下一个长源”。他在《城子崖·序》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