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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占据统治地位’的第一人。但我们这里毕竟有力量（如果在中国可以说力量的话）。”《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04页。

8月20日，由张国焘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委员会、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联席会议。在谈到成立国共党际间会议以解决两党纠纷时，张国焘指出：　“我们有两条出路：　（1）或者是在会上揭露国民党不为群众做任何事，并加强我们的阵地；（2）或者是同左派一起反对中派。”但鲍罗廷却认为：　“同左派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同中派作斗争，更不是向中派宣战。目前我们是否能够在同中派作斗争时把蒋介石隔离开，不打击他。如果这意味着同蒋介石作斗争，那么我反对向中派宣战。”结果，张国焘也同意了这种观点。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12—414、524—527页。

9月上旬，张国焘从广州回到了上海。

9月20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再次与远东局成员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由维经斯基和张国焘前往汉口。陈独秀认为他们到汉口应向蒋介石表明中共在三个条件下支持蒋介石：　（1）让汪精卫回来，但反对推翻蒋介石；（2）汪精卫应同蒋介石一起工作；（3）汪精卫不撤销5月15日关于共产党人的决议。维经斯基不同意这种蒋汪合作的方式，认为应将权力分为政治方面和军事方面、广州方面和前线方面，汪精卫应为国民党中央主席，而蒋介石则掌握军队。张国焘说：　“为了防止国民党中央过早发生分裂，应当将权力按地区来划分：　江西和福建归蒋介石，湖南和湖北的一部分归唐生智，而广州和全党归汪精卫。”这一提议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②

9月23日，张国焘与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工会国际代表曼达良及青年共产国际代表福京一起去了汉口。从此至大革命失败，他再也没有回过上海。

北伐军出师以后，在当地工农的全力支持下，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接连对吴佩孚的军队造成重创，迅速向北挺进。经过三个月的激战，席卷了湖南、湖北两省，于10月10日占领了武汉三镇。

北伐军在两湖战场上的重大胜利，使原来持中立态度的军阀孙传芳十分震惊，他于8月底突然派重兵从江西向湖南及湖北的侧翼进攻，企图切断北伐军的后路，并解武昌之围。北伐军集中兵力对孙传芳的主力进行打击。至11月上旬，相继占领江西的九江和南昌。这时，孙传芳在福建的部队也遭到惨败。到12月中旬，孙传芳的势力已在北伐军的沉重打击下一蹶不振。

为了走出广州，在更宽广的领域领导国民革命，广州政府开始酝酿迁都武汉。对此，张国焘有着自己的看法，他于11月17日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反对迁都武汉的理由。他认为，此举会使政府的威信降低，而且会与唐生智发生冲突。此信转到在南昌的国民革命军军事总顾问加伦手里后，加伦专门于11月22日给张国焘写信，对他的担忧提出不同意见。《布留赫尔给张国焘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631—633页。

这时，根据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的决定，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迁至武汉。国民政府委员和中央党部委员是分批行动的。为了使工作不致间断，先期到达武昌的委员于12月13日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暂时代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最高职权。中共中央根据这一情况，任命张国焘作为中共中央代表，负责指导湖北区委、发展工农势力、团结国民党左派、争取北伐胜利；同时兼任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书记。

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蒋介石的势力和声誉也在迅速扩张。这时，他的右派真实面目便渐渐显露出来，大有尾大不掉之势。国民党中央内一些比较“左”倾的领导人，针对蒋介石日益膨胀的野心，积极主张恢复党权，巩固同共产党的合作，迎接尚在欧洲的汪精卫回国，以起到抑制蒋介石的作用。

这时，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作用估计过高，非常害怕蒋介石一旦走上反动或趋于消极，就会使北伐战线崩溃。为了保证北伐继续进行，完成统一大业，他们主张对蒋介石迁就退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