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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三错误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损失，不仅白区和城市工作受到摧残，而且红军和苏区工作也受到挫折，引起了广大党员干部的不满，他们纷纷要求纠正这一错误。

7月末，周恩来和瞿秋白从莫斯科动身回国，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于9月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开始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本来是在共产国际“左”倾路线指导下发生的，但由于李立三在处理与共产国际及其远东局的关系问题上方法不当，引起了莫斯科的反感。当瞿秋白、周恩来奉命回国纠正立三错误时，共产国际还没有把它上升为路线错误，认为立三错误只是策略上、组织上的错误，中共中央政治局还是在国际路线下工作的。所以，他们回国后，按照共产国际的调子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的错误。

然而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之后，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的批判却逐步升级，将立三“左”倾错误斥之为“路线错误”。只是此时还没有公开这一提法。在莫斯科的张国焘闻到风声，便对人讲：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领导下，已经违反共产国际的路线。这本来是张国焘想表现一下自己的政治见解，不料却被人汇报给中共中央。于是，中共中央在9月召开了一次专门会议，会议认为张国焘对立三路线的批评与国际的指示精神相违背。当场有十多人签名，要求共产国际派张国焘立刻回国，以便使他能在参加实际工作的过程中认清这一问题。

时隔不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向中共中央发来了《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明确改变了共产国际7月决议对李立三错误性质的看法，把立三错误定为路线错误，并否定了六届三中全会的积极作用，给它戴上了“调和主义”的大帽子，指责三中全会没有对立三路线的右倾实质加以揭露和打击。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一面派米夫到中国支持已于1929年3月回国的王明，“纠正”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扶持王明上台；一面召李立三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检查错误。

为了在中共党内造成一种支持王明的势力，贯彻共产国际路线，国际执委会开始考虑派张国焘回国的问题。但因为张国焘曾经是“反国际”的代表，所以对他回国后能否按照共产国际的意图办事又有担忧。这种担忧被一个叫柏金斯基的人在同张国焘的谈话中流露了出来。柏金斯基告诉张国焘：　“你对共产国际的不满由来已久，迄今没有看见你有什么回心转意的表示。我们固然不计较过去的事，却关心你现在是不是拥护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不是会在紧急关头，像李立三一样，也反共产国际。因此，我们希望你有明确的表示。”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447页。

张国焘在莫斯科呆了两年多后，政治风波里的拼搏已经使他心理上疲惫不堪，他也产生了回国的想法。现在共产国际要看他的态度如何，才能决定他是否回国。

早已熟悉政治斗争谋略的张国焘，便在李立三的问题上做起了文章。1930年1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召开了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会。会上，李立三检讨了自己的错误。然后，苦秋莫夫、马其亚尔发言，张国焘是第三位批判李立三的人。

张国焘的发言一开始，首先承认自己过去犯有错误，并且表示“承认错误不应当只是口头上的，应当在实际工作上来证明”。怎样来证明呢？这就是对立三路线进行批判。接下来，张国焘说：

立三的错误是半托洛茨基的冒险主义的性质。立三执行了反马克思反列宁反国际的路线。这些错误不但在罗明纳兹影响之下，而且在陈独秀鲍罗廷影响之下。现在党的领导在红军之中实行进攻的策略，没有彻底执行土地革命，不反对富农对于土地革命的影响，这不是“左”的错误，这是右的错误。

值得注意的是，在批判李立三的同时，张国焘还对瞿秋白主持的三中全会进行了批评。因为共产国际认定三中全会是“调和路线”，所以张国焘按照共产国际的调子说：　“三中全会是秋白同志领导的，有了两面派的对待共产国际的态度，而对立三的错误调和，拥护他的错误，而自己没有清楚的路线。”

为了借批判李立三表明自己对共产国际的态度，张国焘在会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