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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不同不足为谋。

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之后，小组只剩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陈德荣五人。这一次分化使李大钊、张国焘深受教育，从此选择发展的对象也有了一定标准。

北京大学有一批优秀的学生，五四运动之后，他们一直处于学生队伍的前列。在平民教育讲演团、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到处都可以看到他们活跃的身影。李大钊、张国焘认为这些青年人积极向上、思想进步，应是党组织发展的主要对象。认识到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党组织成员的政治取向关系着党组织的兴衰。

不久，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等一批优秀青年陆续加入了党的组织，使党组织的各项工作开始逐渐步人正轨。

11月底，北京共产党小组召开会议，决定将北京党组织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会议推选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主编《劳动音》。

在李大钊领导下，北京共产党支部开始有组织地进行活动。至党的一大召开前，这个组织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方面，在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帮助各地建立党、团组织方面都作出了很大的成绩，成为中共一大前活动十分出色的党组织之一。

北京共产党组织成立后，把组织和领导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放在首要位置。为此，李大钊、张国焘亲自参加了青年团的工作。

1920年11月，在北京大学学生会办公室，举行了青年团成立大会。参加会议的有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罗章龙、刘仁静、朱务善、黄日葵、李骏、杨人杞、范鸿劫、吴汝铭等40人，张国焘致开幕词。会议推举高君宇为青年团负责人。

1921年3月30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大二院召开第四次大会。到会25人，有李大钊、罗章龙、张国焘、刘仁静、高君宇、宋介、郑振铎、陈德荣等。此时，团员已发展到55人。在会上，李大钊提议，由于团的组织发展较快，团务日渐纷繁，必须建立团的领导机关，以便统一团的活动。会议遂选举张国焘、高君宇、宋介及刘仁静分别为书记及组织、教育、会计委员；李大钊、郑振铎为出版委员。

张国焘任青年团书记后，在李大钊的支持下，在推动团的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4月6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大第一院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讨论决定目前的工作共六项：　（一）筹备五一节运动，动员广大青年、工人游行；（二）为筹备五一节运动，刊行一两种宣传小册子，并广泛动员团员们撰写文稿；（三）讨论委托团员分别担任关于筹备工作的职务问题；（四）调查北京的平民学校与平民讲演所的情况，并设法加强对其进行社会主义内容的思想教育；（五）领导印刷及其他行业工人，动员他们团结一致，展开与资本家的斗争；（六）为讲演会做准备工作及加强社会主义宣传。

4月24日下午，青年团在北大二院举行第五次大会。出席大会的有16人，其中有李大钊、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高君宇、宋介、谌小岑等。张国焘报告前三次执委会所议事宜及去天津、唐山开展工作的情况。会议讨论了关于印刷及散发五一劳动节宣传品问题。会议还宣读了何孟雄来信，信中说在满洲里有京、津、沪赴俄同志三人被拘，已转解黑龙江陆军监狱。为了营救被捕之人，李大钊当场捐出10元，张国焘、刘仁静各捐出5元，其余各捐1至3元不等。会议还决定成立五一运动委员会，由罗章龙等七人负责。

北京青年团在发展团员过程中，注意了广泛性和群众性，却忽视了严格审查。他们不是个别吸收，而是通告开大会招收，结果，不仅马克思主义者有之，而且无政府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泛劳动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都参加其中，甚至还有个别北洋军阀政府的特务分子也混了进来。以上有关青年团活动的情况，就是特务分子关谦给北洋政府步军统领王怀庆的报告中所记载的。见《李大钊史事综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06—512页。

为了纯洁团的组织，1921年5月，北京共产党组织决定解散青年团。直到同年11月26日，才重新组建。重建后的青年团在共产党组织领导下，队伍纯洁、蓬勃向上，成为党的工作的有力助手。

在领导青年团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