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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志当兵

“会不会打台湾？”

在外地工作28年，终于落定浙江省的办公室后，杭州的熟人见面时总是将这样的问题丢给我。他们是把我当作战争问题专家，但我实在似被诘问的学生讷讷难以启齿。

“打不打得过台湾？台湾先发制人怎么办？”

这样的问题，又常常似一声突如其来的炸雷，令我发聋振聩！

从我有记忆之始，“解放台湾”，“统一全中国”这样的口号已经成为支撑我们精神生命一支最重要的血脉。

我是炮打金门的第二年出生的。母亲说，那一年很热，天气很热，我出生在大暑天，她身上长满了热疮；大陆社会的情绪也很热，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搞得热火朝天。尤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更是热点中的热点，从新中国成立到1985年的大裁军，抗美援朝、炮打金门、中印边境战争、抗美援越、三支两军、珍宝岛事件、对越自卫还击战，始终是中国媒体的焦点，老百姓心目中最可爱的人，是每一个热血青年最想加入的热门行列。这中间一个最大的激励因素是，打到台湾去，活捉蒋介石，统一全中国，就连我们这些小孩，总想哪一天能抓住一个“美蒋特务”，成为一个人人称颂的大英雄。还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别人问我长大想干什么，“当军官”便是我的坚定答案。这样的想法带到学生时代，才知道那是一个很难实现的梦想因为在那个时代，参军是特殊家庭子女的特殊待遇，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这样家庭的孩子有的十一二岁就参军入伍了，让我们这些平民百姓羡慕不已。

机会和幸福常常会突然降临，有一天，操心的父亲为我操办好一切入伍手续，我的梦想攸地变成现实了。

我离家那天是1977年1月2日。

我是带着家里惟一一只装针头线脑碎布用的小包和5元钱悄悄离开家到驻扎在杭州清河中学的新兵营集中的。因为我是改大年龄，通过许多关系才当上兵的，动静大了怕邻居举报坏了好事。那几天，我像生活在云里雾里，思维似乎停滞了，我只知道，部队将把我的未来带向非常非常美好的天地。17岁的我，唯一知道做的事就是听带兵排长指挥，随新兵连移动。今天还能记住的带兵干部的名字是：牛武锤、姚大海、马骞。牛武锤当时是班长，河南社旗人，是带我兵的新兵排长，是他来家访的，当时正有病卧床在家的母亲接待了他。不知什么原因，他是与我同一年才提的干部。离开杭州前的那个中午，新兵连放假让我们回家道别，我们高兴极了。全家人围坐在饭桌边，看我一人吃完一只邻居送来的小乌骨鸡，父母说我小时得过肝炎要补一补，我吃得满头大汗，然后全家人送我到新兵连，又随新兵连送我到杭州城站，看我们消失在火车站的入口处。

听老人说，这年冬天是杭州历史上最寒冷的一个冬天，西湖上结了厚冰。但我一点都不觉得冷！在那个年代，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实在是太荣耀的一件事。在火车站的站台上，那种锣鼓喧天，热火朝天，人声鼎沸的场面，今天只有在春运时才能见得到。对我们这批人来说，高中毕业后惟一的出路就是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种幸运感、幸福感、兴奋感，今天也许只有拿过奥运会金牌的人才能体会得到。

当一列“闷罐子”列车装走800个杭州新兵的时刻，也不知道带走了多少颗期盼的心。老百姓说，这是华（国峰）主席招的第一批兵，将来肯定前途无量，会出人头地；这批兵是加入王牌军的，将来要打台湾，肯定会出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

老百姓的判断有时缺乏理性，但句句是实话。因为新中国建立以来，杭州从来没有那样大批招过兵。粉碎“四人帮”后，人们对华主席充满着新的希望，尤其在解放台湾这个问题上，毕竟是中国大陆人民对自己领袖最期盼的功绩之一，他们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子弟来实现国家的统一。在那个精神至上、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生命对于大陆人民来说是第二位的，荣誉才是第一位的。

气笛声鸣，车轮滚动。

那一刻，父亲哭了，直到列车的轰鸣声消失在寒风中才潸然离去。

我们奔赴的目的地是一支背负许多历史荣誉的野战部队，被誉为“天下第一军”，至今仍是解放军最精锐的集团军，担负着中央军委战略机动部队的重任。1988年恢复军衔制后，从这个军走出去的将军有近百位，其中有傅全有、梁光烈、陈炳德、史玉孝、吴铨叙、杨德清、李乾元等6位陆军上将。我所在师的前身是贺龙领导的独立旅，于1937年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