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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能打败日本人，我不介意所使用的方式方法。在我看来，无论什么方法，只要能以尽可能小的代价最大限度的打击敌人，那就是好的方法。”

“以你的意思，如果再次面对当时的那种情况，你还会选择那么做？”

“如果情况需要的话，我还会那么做。”

“你就不怕再次被弹劾？你在南昌的所为，惹出来的动静可不小。”

“我只知道在战场上，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畏首畏尾，是很难打赢战争的。”

“好了，我就不再继续问你了。你就去后面的那座楼里。那里是长沙警备总司令部。这个部门刚刚组建，司令职务由我兼任，副司令职务空缺，所以，主要的事情由你这个军委会任命的代理参谋长负责处理，有决定不了的再拿到我这里来。”代理司令长官例行公事的作了指示。

“卑职遵命。”刘建业向代理司令长官立正敬礼，然后走出了这间并不很大的办公室。

“小心一些，最好不要象酆悌一样。”代理长官目送刘建业走了出去，小声地说道。

酆悌，黄埔一期生，陆军少将，前任的湖南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长沙警备司令。1938年底，长沙军警奉令在湖南省省会长沙全城纵火，实行所谓的“焦土抗战”。由于是仓促行事，并不知情的市民匆匆忙忙争相出逃，互相拥挤践踏，造成很多死伤，熊熊大火还烧掉了十几万间民房商店，损失极为惨重。惨剧发生后，一时间国内舆论哗然，令国府当局极为被动。12月18日，最高统帅下令枪毙“长沙纵火案”的三个当事人：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崐和长沙市公安局长文重孚，借他们的人头以平息民愤。

同样是执行焦土抗战，酆悌丢了脑袋，刘建业却只是背了一个不疼不痒的处分，显然这让曾经是酆悌老上级的代理司令长官有所不满。不过，代理长官也很清楚，刘建业毕竟是预先就做好了准备，把城内的几十万居民先行疏散，否则，人员损失将巨大的多。而且，当时也很难有其他的好办法来打击城内已经占据了上风的敌人。所以，代理长官也没有更多的难为这位天子门生。

刘建业到了自己任职的新部门，开始履行其自己的职责。每天，刘建业都要批阅大量的文件，以做好长沙及其周边地区的整军经武，群众团体的宣传组织，各界抗日自卫组织的训练，保安部队的整训，战争物资的筹措等一大堆的事情。迫于无奈，刘建业只好又把自己在军部里的秘书班子搬到了长沙警总，帮助自己处理那些文牍。

1939年5月末，已经被开除了国民党党籍的汪精卫在日本人的一手安排下，乘日本海军飞机由上海飞抵东京，先后与日本首相平沼麒一郎、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外务大臣有田八郎、大藏大臣石渡庄太郎（以上即日本战时最高决策机构——五相会议成员）和枢密院议长、前首相近卫公爵举行会谈，和日本人商谈建立以其为首的伪政权等有关问题。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汪精卫最后接受了日本人提出的《中国新中央政权建立方针》。随后，汪精卫于6月中旬回到中国，并按照日方意图，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建傀儡政府。8月下旬，汪精卫召集了部分汉奸，在上海召开了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建立傀儡政权做好了准备。

然而日本人对汪精卫一伙人的能量及其影响力还是相当清楚的。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在给其国内的报告中称：现在，被汪派所搜集的人，大部分是过去党政界的政客，官僚或腐败分子，在广大群众中没有任何基础。所以，今后汪派的活动如不能对重庆政权内的重要分子以影响，假若得不到广大群众之拥护，前途极为渺茫。因此，尽管手中已经有了汪精卫这张牌，但日本人心里清楚，要想解决中国事变，还必须得和中国的最高统帅打交道。不过，从当时的情形看，最高统帅对日本人抛来的“橄榄枝”似乎不太感兴趣。这令日本人有些恼火。虽然日军已经占领了中国的大片领土，但是在最高统帅的手里仍握有约200个师的兵力，必须先打击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使那位最高统帅失去赖以支撑抗战的资本，惟有如此，那位最高统帅才能乖乖就范。这是日本侵略者经过研究后得出的共识。日本政府和日军大本营都企图以军事打击结合政治谋略，迅速解决中国问题。

8月23日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日本平沼内阁随之垮台，日本国内对德不信任气氛高涨。8月30日，退役的日本陆军大将阿部信行奉命组阁，鼓吹“自主外交”。9月1日，德军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