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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被暗杀而死。他在韩国被誉为抗日英雄，但在日本被认为是恐怖份子。

1919年，朝鲜三一运动后，金九先生亡命至上海，参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组织，历任警务局长、内务总长、国务领。1928年，他与李始荣、李东宁等人组织韩国独立党，任总裁。1928年，他组成秘密结社韩人爱国团，开始用武力恐怖手段进行抗日活动。1931年，他结识了从日本到上海的韩国爱国志士李奉昌。经过接触，李奉昌自愿表示愿意行刺日本天皇裕仁。1931年12月，李奉昌举事所需行动资金己到，炸死日本国王所用炸弹也已准备齐。炸弹有两枚，一枚是在上海兵工厂获得，另一枚是在河南省刘经扶将军处而得。1931年李奉昌假装成日本人木下昌藏，前往东京。12月末，李奉昌得知日本天皇裕仁将于第二年1月8日参加在东京郊外代代木练兵场举行的新年观兵式，便决定那天行动。

1932年1月8日李奉昌在樱田门前等待日本天皇裕仁出现，其行列一到，马上在群众中起身，向日本天皇投掷炸弹，炸弹在日本宫内大臣的马车旁爆炸，只翻倒日章旗旗手和近卫兵骑的两匹马。他当场被捕，同年9月30日在东京大审院被判死刑，1932年10月10日上午9时2分在市谷监狱殉国。

1932年1月18日，日本公使馆、驻沪武官田中隆吉伙同日本女特务川岛芳子制造了所谓的“日本和尚事件”。该日，5个日本和尚在马玉山路向中国市民寻衅。两天后，日本浪人纵火烧毁了三友实业社。1月24日，日本驻沪留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书记友野指使特务、浪人，经化装后焚烧了日本公使重光葵的公馆，日方以此对我方进行讹诈：强令中方在48小时内对其所提道歉、赔偿和取缔抗日运动等要求予以答复。1月28日夜间，日军制造借口，突然分三路向闸北的中国驻军发起进攻，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等人的指挥下奋起抵抗，进行了“一二八”淞沪抗战。虽然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远不及对手，但将士们在全国人民、特别是上海市民的声援和全力支持下，英勇顽强，打得日军死伤万余，迫使日军三次更换前线司令官仍不能推进。但是，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消极政策下，南京政府釜底抽薪，执意与倭寇讲和。而日方却趁机调兵遣将，日本天皇裕仁亲自批准增兵两个师团，并专门成立了日本派遣军司令部，白川义则大将出任司令长官。苦战月余，断绝后援的十九路军腹背受敌，不得不放弃江湾、闸北等阵地，撤退至上海市郊继续抵抗。

3月3日，国际联盟行政院作出中日双方停战的决议。在英、美、法、意等国的调停下，中日两国代表进行谈判。日方凭借在军事上的优势，无理要求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及周边地区，继而由日本军队驻守。

就在中日谈判仍在继续之时，冲昏头脑的日本驻沪军政要人，决定借4月29日庆祝“天长节”（昭和天皇生日）的机会，在虹口公园举行“淞沪战争祝捷大会”。

为了打击日本嚣张的气焰，不让其阴谋得逞，国民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长兼淞沪警备司令陈铭枢、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决定采取特别行动。陈铭枢特地找到与其交往很深的“暗杀大王”王亚樵，向其透露这一构想。具有正义感且擅长此道的王亚樵对此十分赞同。但是，日方为防不测，早已放言，称“祝捷大会”不许任何中国人入场。这样王亚樵所领导的“铁血除团”便难以有所作为。王亚樵提议，请流亡在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派人去完成这一重任。

1910年8月22日，日本正式吞并了朝鲜。首任总督、陆军大将寺内正毅上任伊始便公开叫嚣：“朝鲜人顺我者生，逆我者亡。”但是，朝鲜人民并未屈从于倭寇的淫威。从亡国的那一刻起，他们的反抗便从未停止。1919年3月1日，以具有独立倾向的韩国废帝高宗李熙被日军毒毙为契机，朝鲜人民压抑已久的民族仇恨强烈地爆发出来。超过200万的朝鲜民众参与了这场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神圣斗争。这就是朝鲜历史上著名的“三；一”独立运动。

日本统治者对此进行了血腥的镇压。据不完全统计，在“三；一”独立运动中，前后共有两万多人伤亡，5万多人被捕，数以十万计的韩国志士流亡海外，其中大部分聚集在中国。这些志士继续以各种方式从事着反日复国的斗争。在“三；一”独立运动的基础上，先后在俄国弗拉迪沃斯托克、中国的上海及韩国境内，出现过6个临时政府。1919年7月17日，韩国临时议政院举行第五届会议，确定上海为合并后的大韩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