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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在4世纪初获得了合法地位，并且在4世纪末成为帝国的国教，而且是唯一合法的宗教。

显然，基督教只是神学而不是政治理论。不过，基督教获得了统治地位后，西方政治思想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都只能屈就在基督教神学的框架内，政治学也只是神学的婢女，神学政治观倒成了中世纪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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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教会至上与文艺复兴（1）

476年，貌似强大的西罗马帝国竟然被刚刚走出森林的日耳曼野蛮部落一举击溃，罗马文明也几乎被摧毁。日耳曼人本来就尚未完全开化，采用的是较为落后的封土建国制度。所以，在昔日罗马帝国的土地上，一批日耳曼人的国家随之建立。西欧社会几乎转瞬之间倒退到了原始状态，跌进了千年之久的“黑暗时代”――中世纪（5…15世纪）。

罗马文明让日耳曼人唯一能够接受的就是基督教。5世纪末，日耳曼各国的统治者就皈依了基督教。756年，法兰克宫相丕平赠予基督教教皇大片土地，使往日无家可归的教皇建立了教皇国，而且维持了1100多年。就此翻身得势的教皇与日耳曼政权之间的较量因此贯穿了整个中世纪。

严格说来，中世纪的政治思想几乎是乏善可陈。既没有特别像样的思想家，也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政治著作。只有神学家和哲学家。――这几乎类似于中国汉武帝时代儒术独尊以后2000多年来的社会思想状态。不过，空旷的中世纪并非一无是处，拘囿在神学框架里的政治思想仍有可取之处，毕竟在其内部还孕育了文艺复兴的先声。

蛮族传统

日耳曼人的统治和基督教的传播摧毁了罗马文明。基督教排斥一切世俗的学问。帝国末期，基督教取得了国教的地位以后，就开始排斥不合乎自己胃口的古典文化，神学家们将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人的思想视为异教文化，他们将羊皮纸上的古典著作刮去之后抄写基督教文献，不能纳入基督教的古典著作就遭到了抛弃和毁灭的命运。

中世纪的封建制是在采邑制之上形成的，所以有金字塔式的等级。国王最早是将土地作为战利品分封给下属，也将公职分封给贵族，贵族在自己的领地上经营独立王国，也以赏赐的方式层层分封，直到最底下的骑士。君权微弱，国家权力也相当分散。人有等级身份，而且这种不平等还是公开的。当日耳曼人占领西罗马帝国以后，罗马的奴隶制度最终消亡。

罗马帝国500年的统治，中断了城邦时代的民主传统；但是刚从原始部落走出来的日耳曼人却将其部落大会这种原始民主传统带到了西欧，而且演变成了民众大会或贵族会议。部落首领已经转化为王，王的后裔因为有继承权而终身任职，但仍需经过民众大会或贵族会议的选举；后来实行长子继承制，仍然需要通过人民名义上的批准；再后来有了世袭制，但选举的理念还存在了很长时间。

日耳曼人和罗马人一样有法治传统。不过，日耳曼人最初的法律没有文字记载，是口耳相传的习惯法。在日耳曼的法律体系中，人民的同意是法律有效的因素；中世纪早期其成文法颁布之时也是将其看做是远古习俗的记录，只不过是以人民的名义予以公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耳曼人具有法律之下的王权观念。法律凌驾于王权之上，国王必须和民众一样受法律的约束。不过，因为中世纪是等级社会，不同的等级享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国王享有更多的特权，但还是以法律授予的为限。

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谈到国王与暴君的区别时说，国王遵守法律，而暴君轻视法律。布莱克顿曾以不朽的语言表达了这样的原则：“尽管国王在众人之上，却在上帝和法律之下；如果抛开法律随心所欲地统治，也就没有国王。”15世纪时，库萨的尼古拉援引亚里士多德的话：“如果不以法律为至上权威，便不存在国家（城邦）。”明智而谨慎的政治思想家托马斯·阿奎那也毫不犹豫地说：“尽管叛乱是严重的犯罪，但反抗暴君不能称为叛乱，因为暴君的统治不公正。”所以，也有学者认为，中世纪社会的首要原则不是君王至上，而是法律至上，因为法律是正义的化身。

日耳曼人摧毁罗马帝国之后，在自己的内部实行的是日耳曼习惯法，而对罗马臣民和罗马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仍然使用罗马法。罗马法一直作为帝国的残存物留用，意大利的罗马法研究基本上没有中断。真正让日耳曼人吃惊的是，在11…13世纪的意大利周围，罗马法得以复兴，再度回归到西方社会，受到了《圣经》似的尊崇，而且还享有《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