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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之所以行者，必民乐其政也。”大概管子认为，人民有自己的根本利益，君主得之则国力强；为人君者，不得遏民小利，只有顺民心。但不管如何，虽然与他的尊君之说相悖，只要能被君主所用即可。看来，管子的顺民之说也好，牧民之论也罢，如果不与其尊君之论相提并论，几可蒙蔽世人，混同于儒家。可见，管子的思想较为驳杂，其尊君之旨、顺民之术，既有封建遗风，又开商韩等法家之先河。

经俗经产

管子的政治思想是尊君，就是告诫后人如何做好奴才。他的治民之术是以法治国，设立经常性的制度，赏罚严明，使全国人民服从命令，行动如一。其法治的目的就是希望臣民安分守己，听从君主的使唤。

管子所谓的经俗就是其推行法治的社会基础，而经俗的养成必须使人民习惯成自然，如此才能深远而稳固，因而需要辅之以教育之策。他认为，政治组织必须由道德来维持，政治道德不可或缺。管子称之为“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社会各级臣民若能谨守礼义之教，那政府的威信和权力就水到渠成了。这话有点强词夺理，管子也未免太想当然。

要将“四维”落实到民间就必须教育人民。“凡牧民者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要使教训成为民间的习俗当然得需要时间，“渐也、顺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　当然，俗化未成的政府必须随时监督劝惩。美俗既成，风化自正。管子善用家族、乡邻，治安、风化以及赋税等都托付给乡里组织；而且人民也得各按职业异地分居，不得混杂，“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如此即可“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而且“士之子常为士，农之子常为农，工之子常为工，商之子常为商”。“身无职业，家无常姓”者，法当禁。――流民、游民，像管子这样的治国者也害怕其聚众对抗政府，所以“不牧之民，绳之外也。绳之外诛”，抓到就杀。

管子强调的是君主的绝对权威，要使“民者服于威，杀然后从，见利然后用，被治然后正，得所安然后正者也。”管子借礼教而行法，与商韩等法家不同；商韩更加激进，主任法而弃一切仁德礼义之教化，国法君威是控制人民的唯一力量。管子仍然重视家族人伦，但是离法家也只有一步之遥。

管子法治思想的另一个支柱是“民有经产”。正像他的名言所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而且“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如此看来，管子深知民生是政治的要件之一，“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

管子的经产之术以重农之策为主，再辅之以节用、输财、济困等。其《治国篇》里说“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农业为国家赋税之源，而工商贸易之利远高于农业，如果政府不加干涉的话，人民就会舍本逐末，所以管子鼓励人民务农本而舍末作，政府派遣“司空”修水利，“由田”办地宜，“乡师”劝力作。

管子对于节用也有精辟的论述，主要是政府不能随意耗费钱财，“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当然，该用则用，过于节俭也不是好事，“俭则伤也，侈则伤货也”。实际上，管子的经产之术还有相当详细的阐述，其《五辅篇》中就有“德有六兴”之说。经产之术为民治产是为富国，是政治稳定的需要，而不是富民；管子认为“贫富无度则失”，人民可以丰衣足食，但不允许私人积蓄资财。积蓄资财会出现贫富悬殊，悬殊越大，社会危机也越大。所以管子主张工商之利收归政府，而土地制度也有了实施井田制的萌芽。

六、管子：君之当尊，民为君用（3）

经臣之道

何谓朝之经臣？察身能而受官，不诬于上。谨于法令以治，不阿党。竭能尽力而不尚得，犯难离患而不辞死。受禄不过其功，服位不侈其能，不以毋实虚受者，朝之经臣也。――《管子·重令篇》

管子心目中的治国理想，不外乎国家有赖于君主订立制度，经俗可以施展教化之功，经产之术可以富国。但是，这一切都得依靠各级官吏去执行。所以，管子的治国之术，除了经俗、经产之外，还有经臣之道（即用人之术）。他认为，这三者都是以法治国所不可或缺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