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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章已言之，长逾一百五十年的中国近代史，在社会发展的性质上，原是一部「转型史」——从中古东方型的社会，转入现代西方型的社会。这一转型自鸦片战争开始，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徘徊于中古边缘的「第三世界」。其工程之艰巨，可想而知。但是那时的光绪爷要把这百年难变之「型」，而变之于指顾之间，其必然失败，实无待多费笔墨。把这一现象「概念化」一下，我们可以说：「戊戌变法之失败」是个历史上的「必然」。

但是历史上的「必然」，往往又为「偶然」所左右。因为失败的时间、空间、全面或局部、程序和方向、方式和影响在在都决定于「偶然」因素。这些「偶然」有时也就「必然」的成为下一阶段历史发展的「基因」（gene　或　cause）。

例如：「全部失败」和「局部失败」二者都是「偶然」；但是二者不同的空间，对下一阶段历史的基因，就大不相同。

再如：失败于「百日」和失败于「十年」，也都是人为因素的「偶然」；但是这不同长短的时间，对于下一阶段基因的发展，也就「必然」有决定性的影响。

研究戊戌变法，我们之所以要用两篇篇幅来解剖康有为一人的缘故，便是左右这个历史「必然」的最主要的「偶然」，便是康有为这个「人格」（personification）。把康有为换成康无为，则「戊戌变法」这段历史失败的过程，和它对下一阶段所发生的基因作用，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通古今之变，识中西之长

在这段历史之中，康氏所扮演的角色，应该是理论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不幸康有为在这三方面，连最起码的条件，亦不具备。因为生为现代中国的理论家和思想家，他的见识和学养实应兼跨古今两代，和中西两型。康氏对西学那一点点粗浅的认识，不但跨不过这两条鸿沟，他强不知以为知，适足以为害。——毛泽东搞「大跃进」，饿死农民两千五百万，就是类似的强不知以为知，最惨痛的一件史例。

至于康有为的汉学，他的火候可还在梁漱溟、钱宾四之上。不幸的是他故步自封，走火入魔，犯了教条主义的大错。康作诗说：「良史莫无两司马，传经唯有一公羊。」两千年旧史都赶不上两司马，可能是事实。传经唯有一公羊，从今文家观点出发，也没人能制止他作如是说。百家争鸣，原是盛事。他千不该万不该，是不该真来搞个通经致用，以死硬的教条主义来排斥一切。他如果不搞教条主义，而能虚怀若谷的与以张之洞、翁同龢为首的开明派合作，则变法维新亦有其建设性，而不致走上后来顽固派独大的局面。教条主义之为害中国，康有为是始作俑者。——这也是个历史的「偶然」。

不能做理论家、思想家也就罢了，康有为至少可以做个民胞物与、襟怀豁达的政治家嘛！可惜康氏也没有做政治家的秉赋。他生就是个骄傲不群、木讷乖僻，而又顽固急躁的知识分子。他十九岁结婚；我国千年旧俗，花烛之夕，亲友们热闹一番，闹闹新房，也是常事。而他这个乖僻的新郎，却不许闹新房，弄得颇失亲友之欢。那时有为笃信周礼，一切要按「礼」行事。所以在他祖父去世之日，他也在棺前结苫庐，辕绖白衣不去身，终年不食肉。他自记说：「时读丧礼，因考三礼之学，造次皆守礼法古，严肃俨恪，一步不远。」但是他自己也说，他这样做「人咸迂笑之」。可是他自夸「少年刚毅，执守大过多如此」。他我行我素，才不在乎别人如何批评呢！

记得清人笔记亦尝记有某翁，因笃信「正心诚意」之说，他「昨夜与老妻敦伦一次」，也要在日记里「正心诚意」地记录下来。康有为正是这样木讷乖僻之人。

这种少年康有为型态的知青。我们小中大学同窗好友之中，正不知有多少。人各有其不　同的个性与生活方式，本不应彼此相强。但是这种人就不能当「公关」、　搞「P．R．」，尤其是不能做政党的党魁了。

有为青年期，在一再「乡试不售」的沮丧心情之下，也曾习禅打坐、诵佛道经典以自遣。有时竟弄到「哭笑无常」的程度。这也是根据他的夫子自道（自编年谱）。「哭笑无常」是初期精神病的现象。据心理医师言，病人本身如知此现象为不正常而求医，则其疾不致深入。如病人以此「佯狂」而自傲，那就可能变成「疯子」。做疯子仍可做大学者如章太炎。但是做「章疯子」就不能做政治家了。

在我国明、清两代旧俗，考生进学或中举点进士，都要拜主考官为「房师」，以报答主考官对他才华和学问的赏识。可是康氏骄傲成性。他要孙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