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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正相亲准备结婚，正是要用钱的时候。因文革而耽误的这一批大龄青年，这个时候都忙着在相亲谈恋爱结婚，那些从黑龙江建设兵团回城的知青，那些去了云南农场的红卫兵领袖，那些在崇明岛上海农场的市农，一个个回到了大上海，加入失业者的大军中。曾经的风云人物青年学生，现在不得不去街道工厂和集体单位，变成了二等公民，在婚姻的市场上被人品头论足。大龄，知青，没工作，无婚房，就这是他们的现状。在文革十年中从来不觉得重要的房子现在成了最重要的问题。那些年里适婚的青年男女都去了边疆和乡村，城里只剩下老弱病残。父母想念他们的面容还停留在奔赴上山下乡的火车上，一张张白净的面庞，一个个十七八岁的儿女，等他们回来，欢喜还来不及欢喜，房子已经成了他们融洽感情的最大敌人。父母们想不明白，怎么离开他们时天真纯洁无私心的小儿女，回来一个个都成了凶神恶煞，逼着他们退休好让他们顶替工作，逼得他们住到小房间去好把大房间腾出来让他们结婚，逼他们拿出来那一点点菲薄的积蓄好让儿女们买全套的婚房家俱。没有为这个家庭做过一点贡献如今又来剥削他们的老本，不是每年都寄衣服寄猪油寄肉酱寄钱寄粮票的吗，没有感恩没有孝敬只有无没完没了的索取。房子腾出来了，工作让出来了，媳妇娶进门了，孙子孙女生下来了，空间逼窄得要人的命了。而外滩防汛墙上靠着的情侣一对对间隔只有一拳，你们谈你们的恋爱，我们说我们的爱情。

徐长卿的大哥虽然没有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但一样成了大龄青年。他在上海机床厂当一名技术员，有国营单位的铁饭碗，有学历有本事，但因为家庭出身，一直没有对象。工人出身的姑娘不肯嫁给黑五类，黑五类出身的姑娘同样不肯嫁给黑五类，通过婚姻改变现状永远是姑娘们谋求更好出路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在朝不保夕的时候，结婚的需求退到了后面，青年男女纯洁得如同孩童，而当一切回归正常，情爱的饥渴汹涌澎湃，到处都是一对对等着结婚的人，再一看左右，人人已不再年轻。这也是为什么徐长卿在安徽山里看着老叶朱紫容的恩怨，看着女青工被男青工们围追堵截地表白求爱而不动心的原因。那些人因为命运尘埃落定、此生与上海无缘才有了落户当地的想法，而徐长卿家有大哥还没结婚，自己年纪也小，怎么也不会考虑谈恋爱找对象的事情。一旦找了对象谈了恋爱，接下去就是结婚，光谈恋爱不结婚那是流氓行为，而结婚就是一个表态，打算老死山里不回来了。这是他万万不愿意了，先前是没有希望只好混日子，现在是希望就在眼前了，就看自己是不是抓得住。

当他在为手表上发条的时候，一下一下就等于是在拷问内心，我对师傅是一个什么感情，我是不是可以为她牺牲前程？每上一天发条，就问自己一遍，问来问去，始终没有答案。但朱紫容迫切需要这笔钱缴罚款，实在不能再把手表藏着不卖，只好选一个礼拜天把手表带去了寄售商店。这个行为在他看来就是一个终结，他既然没有能力买下这块表，同样没有能力为自己和朱紫容做些什么。

他寄售了手表，心里怅然若失，转去乘了往长寿路的车子，到了电影院门口，略站一站，就见一个穿了白色短袖衬衫碎花百褶裙子的美貌姑娘出现在电影院前。电影院从来都是青年男女约会的最好场所，去早了等着开场的男人们闲站闲聊，一双眼睛东看西看，就看哪个姑娘好看，这一下看到一个穿裙子的姑娘，登时眼睛都直了。

这个时候，城市里最热闹的马路上已经多少年没见过裙子飘过了。就算上海这样的城市，曾经是中国最时髦最麾登的城市，裙子也久不现于市上。只是到了这一年，电影解禁，政策松动，才有大胆的女青年把从前祖母穿过的旗袍剪去了大襟，改成旗袍裙来穿，把母亲穿过连衣裙剪去上衣，改成辑塔克的短裙来穿。即使是这样的改良式裙子，也只在南京东路与外滩穿了走走，展示一下裙子的美丽与腰身的婀娜，像长寿路这样略显偏僻的地方，裙子是不肯现身的。因此男青年们就算在南京东路和外滩已经细细较欣赏过裙子了，这时看到这条百褶裙，依然看直了眼。

徐长卿也不免多看了一眼。这只是一件普通的白衬衫，个个女青年都有一件，夏天是主要服装，春秋天衬在外套里，翻出白领子来，显得俏丽又利落。而这件衬衫吸引人注意的关键是，这是一件短袖衬衫。别小看袖子的长短，长袖意味着这是“衬”衫，可以衬在外套里面穿的“衫”，短袖衬衫则是做为外衣而剪裁，袖子短了，衣服自然就要短两寸。衬衫有衬衫的裁剪定势，就像中山装一定是翻领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