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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设备也搞好了，开通运行。

那几十天里，大概是我一生最紧张的时刻。双方打炮，我们反而睡觉，抓紧时间休息，因为这时播音没效果。炮一停，我们马上开始广播。报道战报，告诉敌人我摧毁了你哪些目标工事。宣传政策，告诉敌人我们的原则立场和你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有一天，敌人一个上午集中炮火打角屿和何厝广播站，电线打断了，喇叭音膜也震破了。好在我们备用器材准备充分，什么时候打坏什么时候抢修，最久的一次大概只中断了半天便恢复播音了。我们的大炮和广播轮番向敌人进攻。及时有力的对敌广播，也使得那场炮战更加有声有色。

张：炮战中，我在角屿广播组。角屿本来就须经过小嶝、大嶝才能沟通与厦门后方的联络，很闭塞，战斗打响，在敌炮威胁下联络更困难了。电话又基本上要不通。我们最着急的是没有上级的精神和稿子，播什么？炮打完了不讲话怎么行！于是，“八·二三”炮击结束，我们就根据自己的理解草拟了一份“告蒋军官兵书”，自做主张播出去了，真可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向国民党士兵宣布：我们一定要解放金门和台湾，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应尽快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降。后来才知道，我们的提法与上级意图并不完全相符。上级对我们提出了批评，说我们政策观念不强，无组织无纪律。为这事我还做了检讨。

检讨归检讨，心里不是很服。打仗就是要消灭敌人收复失地嘛，否则打炮干什么？叫他趁早缴械投降又有什么错？话反正已经说出去了，收不回来了。讲了我认为该这么讲的话，检讨心里也痛快。

后来才晓得，主席打炮的意图并不是要解放金门，而是要加深美蒋矛盾，甚至是为了有利于蒋介石“固守”，才明白我们的文章恐怕是闯了祸添了乱了，才后悔那么大的政策问题怎么不请示自己乱主张。

近几年看到台湾一些文章说：中共当年炮击的目的就是要打下金门，他们在一开始的广播里都这么宣布这么说了，后来，因为国军的顽强抵抗共军计划无法得逞才不得不改口自找台阶下，云云。我想八成是我们的文章给国民党捞到稻草了。

为了扩大宣传效果，我们还挑选了一部分广播稿油印成传单，交给部队的侦察员。夜间，侦察员悄悄划小船靠近金门，把一卷卷宣传品挂在敌人防我登陆的铁网木桩上。侦察员安全回来，我们便立即向对岸广播，我们有东西放在金门哪里哪里了，请国军弟兄们去取。望远镜里，头一天，一包包传单没人动，又过了一天，东西不见了。是否有人偷拿偷看，当时无法考证。也是直到最近，台湾一篇回忆录提到这件事，说共军的心战搞得很厉害，经常派水鬼把宣传品送到金门，然后他们广播再告诉放置地点，心理上让人感到共军真是无孔不入无所不能，何况确实发生多起宣传品在地下传看的事故，防不胜防。时隔三十几年，我得知当年干的并非无效劳动，仍感很欣慰。

吴：1958年我也在角屿，记忆里天上掉下两种东西最厉害。一是下大雨，连着下，地堡里积水，床板都漂起来了，上床一定要先趟水过“河”。再一个是下炮弹，角屿落弹上万发，我们地堡周围少说几千发，弹坑一个挨一个。地堡被炸塌一回。运输船夜里送来抢修物资，　5立方木材。卸到海滩他就回去了。我们几个人自己打捞，自己抢修工事，还要坚持抄收中央台、前线台广播，编成我们自己的稿子播出。人累得跌一跤倒那就睡过去了，任凭你炮打得天摇地动也醒不过来。

陈：炮战前夕，我刚好怀孕。在前线最需要我的时候，为了不影响工作，我和爱人商量，先把大孩子送到上海他爷爷奶奶家去了，然后去做了人流。这是我怀的第二个孩子，当时心里真是矛盾死了，从我愿望，是想要的，但战斗又不允许我要，我是含着眼泪到医院去的，手术过后不到十天我就返回工作岗位了。回想起来，大儿子长得比我都高了，我和他待在一起的时间真是很少很少，对这个家，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和妻子。战争年代，抛家舍业的女性有的是，但在和平时期，像这样每天听着枪炮声有家回不去的女人恐怕是风毛麟角吧？

回到前线，炮战正是最激烈的时刻，广播站四周，已经数不清有多少弹坑了，地堡前的一条小木板桥，也已经被炸断了三次。我们真是在枪林弹雨中坚持播出。有一次，一发炮弹就在地堡顶上爆炸，水泥抹的墙壁被震掉一大块，人被震得晕头转向，拿起稿子念，怎么没有声音？大声喊叫，还是听不见声音。耳朵已经聋了。还有一次，弹片从通气孔钻进来，把电线打断，唱片也打碎了好几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