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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

这种“报”不是人们期待的结果，而是必然的结局。那种施恩望报、锱铢必较是为舆论所鄙视的。《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有“报者倦矣，施者未厌”的句子，就是批评“有劳者望报过甚”的。佛教的传入，引入了因果报应说，报应在佛家看来也是一种必有的结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必刻意地去追求。而游民却是把“报”看作行事立身之本的，并作为他们奉行的重要道德之一。“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也是与“出门靠朋友”一样流传广远的走江湖的人们的口头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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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民的群体性格与人格追求（19）

闯荡江湖的人们讲究“义气”，不是单纯的奉献，而是一种投资。虽然它并不希望具体的受施者的回报，却希望得到江湖——游民群体的认同，得到他们的赞许，为他开辟更为广阔的生活空间。“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对头多一道山”，就是这种意思的明确表达。具体的受施者如果能够回报施予者，当然更是施予者所热望的了。《水浒传》中连宋江这样有眼光有气度和具有领导才能的人物，在其心中对于自己在江湖上的投资也是有明确地计算的。这正像钱钟书先生评价杨万里的诗所说的，他是“老于世故的交际家，只觉得他豪爽好客，不知道他花钱待人都有分寸，一点儿也不含糊”。《宋诗选注？杨万里》。宋江论身份只是一个郓城小吏，平常“官吏”合为一词，实际上，宋代“官”与“吏”大有区别，“官”贵“吏”贱，而且吏人不能入流做官，甚至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比“四民”还不如。通过正常途径很难发展，爬上高位；可是他“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他的志向与他的社会地位之间形成尖锐的矛盾，他要发展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混在黑白两道之间，广泛“接交天下豪杰”，积蓄力量，等待时机，这正像皇权专制时代的武将们养寇以自重一样。这一点在《水浒传》中有非常具体的描写。例如，他在家里挖了地窖，“又恐连累父母，叫爹娘告了忤逆，出了籍册，各户另居，官给执凭公文存照，不相来往”。可见他结交江湖朋友不是由个人性格所致，更非偶然的兴之所至，而是谋求个人发展的一种手段。他为干非法活动所作的周密的准备也可以证明这一点。这说明宋江非常懂得为谁投资和怎样投资才能得到更多的回报，而又避免风险。

晁盖等人劫取生辰纲，不仅款额巨大，而且背景通天，是关系极其重大的案子。当案发之后，宋江得知，马上通知晁盖。他说，“我舍着条性命来救你”，的确不是虚语。但这也是他在江湖上的一笔最大的“义气”投资，是指望回报的。晁盖、吴用这些江湖上的精英是完全懂得这一点的，他们在梁山上立住了脚以后，马上就想到“早晚将些金银，可使人亲到郓城县走一遭”，以报答他的搭救之恩。宋江作为一个小吏之所以那样有钱，不知道收到过多少笔这样的回报。我这样分析，是不是诬蔑了梁山好汉们的“义气”的纯洁性了呢？不是的。宋江曾多次向江湖朋友宣扬此事，以梁山的恩人自居。在江湖上，他向人表白：“晁盖是我们的心腹兄弟”。在发配江州的路上，他更是把“救晁盖一节备细”地说给与他邂逅相逢的每一个江湖好汉听。论者或不关注这些细微末节，或认为这是在刻划宋江的“虚伪”和“权诈”，殊不知《水浒传》作者在写到这些时并无贬斥之意，他是认真地把宋江当作有情有义礼让谦虚的君子来写的。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评价的分歧，是因为作为游民知识分子的作者，这里不是指最后的写定者施耐庵，而是指最初演说宋江故事的江湖艺人。和受了现代教育的评论者或旧日文人士大夫读者的价值观念不同的缘故。文人士大夫认为君子施恩济人不能期望报答，如果期望报答则近于市侩小人；今日的评论者则以为“农民起义”笔者并不认为《水浒传》是写“农民起义”的。的领导就应该正直无私，一心为了起义事业；这种评论现在看来不仅有隔世之感，而且那样可笑。而《水浒传》的作者认为，期望回报是完全合理的，这是“以利为义”思想的延伸。林冲、武松都是书中着力歌颂的“义士”，他们都是主张有恩必报、有仇必复，决不含糊的。对于那些不知报恩，甚至是恩将仇报的人，作者是深恶痛绝的。清风寨知寨刘高的妻子和李鬼夫妇都是这种不知报恩，甚至是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