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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卖给国家了，秋收后一个多月，农民就没有吃的了。这时乡政府不得不再开供应粮食的条子，农民拿着条子去买粮食。每到星期日，我们这些小学生都到乡政府去排长队开条子，每次只开5斤到10斤。我们拿着这宝贵的条子再到粮库去排队买粮食。

“和有些地方比起来，我们家乡还算幸运的。为了完成过高的征购任务，有的地方对没有完成征购任务的农民随便扣上犯法和‘自发势力’的帽子进行斗争。封门、搜查、捆绑、吊打的情况在不少地方均有发生。据《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中记载：‘新会县莲溪乡党支部在县委负责同志指示下捆绑农民，全乡捆绑了八九个人，乡干部拿着秤挨家挨户收粮食，不卖的当场绑起来。对一名用部分粮食喂鸭子的中农进行斗争。高要县第九区在购粮中捆打了53人、搜屋36户。湖南全省因购粮问题被迫自杀者111人。’可以说，从统购统销以后，一直到70年代末，中国农民中大多数人没有真正吃饱过肚子。”

这是杨继绳同志以亲身经历写出的历史，十分感人，今天的人一看就可以明了当时的情景。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卢跃刚同志，虽然50年代对于他来说可能还是一个不记事的年代，但却在他那本惹官司的著名著作《大国寡民》一书中对统购统销的年代做了生动的描写，并且进行了精辟地分析。我这里也特地将它们摘出来与大家共享：

“这里面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背景，就是1953年的粮食危机。史家注意到，1953年底加速农业合作化进程与当年的粮食危机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几年，由于急速推进工业化，城市人口膨胀，1953年城里人的粮食消耗量比上一年增加了31。6％，而政府从农民手里征收的粮食只增加了8。9％，　形成了粮食收支的巨大缺口。1953年夏季，国库存粮仅能维持城里人两个月！而且，长江流域水灾，夏粮减产已成定局。形势极其严峻。私商也趁火打劫，大量囤积粮食，粮价攀涨。农民不跟政府合作，要么瞒产，要么囤积备荒，挨家挨户核实征购，既不现实，也会惹起事端。当时负责经济工作的陈云惊呼‘挑了一担炸药’：前边是城市，后边是农村。1953年10月，毛泽东说：要打一仗。一面对付出粮的，一面对付吃粮的。据说陈云向政治局提交了解决危机的八种办法，政治局挑选了最严厉的‘统购统销’。该政策的核心是，关闭粮食市场，政府行使粮食专买专卖权，农民必须按政府核准的数量、价格、品种将粮食交给国家，卖给国家，灾荒年歉收也不得减免。如果交完不够吃，由政府核准后‘返销’。前者叫‘公购粮’，后者叫‘返销粮’，再后来又搞了一个‘超产超购’政策，有的地方包括陕西美其名曰：‘爱国粮’。其核心是，不超产也超购，以弥补公购粮之不足。总之，想方设法地从农民的手里多拿些粮食。烽火当时流行着一个顺口溜：‘合作合作，王米面坨蛇。单干单干，白米细面。’讲合作与单干的生活差距。

“1953年10月，“统购统销”政策公布实行，一个多月后，合作化《决议》公布，以保障政策的实施。也就是说，合作化是统购统销政策的制度保证。合作化运动像一只展翅高飞的雄鹰，一边翅膀是统购统销，一边翅膀是合作化。合作化不到半年的时间，政府完成了粮食征购计划，而且超征了60亿斤。

“这是一场大博弈。政府与农民的博弈。政府是赢家。谁也挡不住奔腾的潮流。合作化不久，就是人民公社，再加上户籍制度，农民就被牢牢地管住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一朝代能把一盘散沙的农民聚拢起来，而且是用如此高的组织形态聚拢起来，将众多的小辫子梳成了大辫子。”

这两篇东西都写得相当精彩。它们清楚地记叙了中国人是怎样进入计划经济的樊笼里的。至于说户籍制度，是经济紧箍咒之外的另一道绳索，它死死地捆缚住人们的人身流动自由。这就是说经过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和户口登记条例之后，不仅农民生产和销售的自由被抑制了，连人身流动的自由也丧失了。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统统地给套上了“紧箍咒”。关于这一问题，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雷颐研究员也做了大量研究。他在《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中说：

“建国初期，确立了计划经济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计划经济必然要求对农副产品统购统销，也只有统购统销才能使工农业产品价格形成‘剪刀　差’，从农村抽取大量资金优先发展重工业。从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1956—1957国务院连续4次发出‘防止、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　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