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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焕耍��1937年达到高峰。许多革命###、红军将领，一个个被戴上“反党托派”、“反革命谋杀集团成员”、“外国间谍”等政治帽子，锒铛入狱，举行公审，判处死刑。成千上万的中下层干部、知识分子、普通群众也以同样的罪名遭受迫害、监禁劳改，葬身于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

共产国际驻苏联干部身为外国人，也未能幸免于难。“柳克斯”招待所内的气氛日趋紧张。夜间经常有黑色囚车停靠在门口，楼道里传来重重的脚步声和“咣当咣当”的枪杆撞击声。第二天清晨，又有几扇门上出现红蜡封条，又有一批人不知去向，在黑夜中失踪。逮捕“反革命”在“柳克斯”大楼一层一层地进行。楼下住的波兰、德国等共产党代表团几乎被抓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欧阳新、郭绍唐等同志也突然不见了……

李立三的神色变得越来越沉重。他心事重重地对李莎说：“现在政治形势很紧张，你一定要提高警惕，可疑的人，绝对不要和他们来往。”

七七事变的消息传来，李立三义愤填膺，热血沸腾。他一页一页地翻阅着报纸，寻找有关中国形势的报道。到抗日斗争第一线去！这种热切的愿望使他夜不能寐，再一次向共产国际提出回国申请。在许多干部陆续回国抗日的形势下，李立三觉得他多年的期待将会实现了。没有料到，事态发展急转直下，一场灾难正在向他逼近。

1937年8月，李莎和李立三正在莫斯科郊外度假，突然接到康生的通知，说有急事找李立三。李立三赶回城内，康生交给他两封信，说要发往巴黎。收发信件本不是李立三的事情，但他把信收下，装进公文包，便去《救国时报》办公室，欲交给负责收发工作的于辛超。于辛超已提前下班，李立三只好提着公文包上车站，准备回家。这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有人趁站台拥挤、秩序混乱之机，把李立三手里的公文包抢走。李立三立即向车站派出所报了案，又返回“柳克斯”向康生报告。康生拉下面孔，声色俱厉地说：“这件事非同小可。很可能是日本特务有意偷去，想掌握共产国际的机密。必须马上向苏联内务部报告。”

李立三那天晚上回家时，情绪十分沮丧。孰不知，在那些年代里，“丢失机要文件”是非常严重的政治罪名，轻者要受到党内处分，重者则有可能被扣上“特嫌”的罪名。幸亏两天之后，公文包找到了。李立三喜出望外，从车站失物招领处领回，送到康生手里，让康生当面检查信件是否被拆看过。康生确认信件未曾拆封，便说：“这件事本没有多大关系，因信件内容不算保密。不过，你原说你被抢，现在又把公文包招领回来，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应该老老实实向组织作个交代。”于是，王明、康生等借机大整李立三，通过开会，批判李立三“玩忽职守”、“欺骗党组织”。王明又借机提出李立三是不是“勾结日本特务”，有意向敌人泄密等可怕的问题。

李立三和王明的旧怨新仇

王明和康生为什么同李立三过不去呢？据王明说，他同李立三在国内就有嫌隙。具体情况是，王明是中共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首届学员，因善于钻营，深得共产国际东方部中国局局长兼校长米夫的青睐。1928年在反托派斗争扩大化中立过功，当时的一千多名同学都被打成托派，只有王明等二十八个半算是布尔什维克。毕业后，米夫派他回国，原本是想让他替代李立三，夺取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但是，当时中共中央领导层研究后，认为王明缺乏实际斗争经验和锻炼，于是，派他去苏区工作，他怕吃苦，不去；派他到基层工作，在工作中被捕后，又泄露了党中央在上海的秘密住址。党中央给了他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并决定：“若不悔改，便清除出党。”因而，一时得不到重用。

在国内批判李立三的斗争中，康生一击有功，在六届四中全会上，由一个普通干部，一步登天，当上了中央组织部长。为找个安全地方，决定走王明的路。1933年7月带着老婆曹轶欧、小姨子苏枚离开上海来到莫斯科，一头扎进米夫、王明的阵营中，紧跟王明的指挥棒转，不久便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两人沆瀣一气，妄图篡夺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康生对王明竭尽吹捧之能事。特别是在1935年7月25日至8月2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表现得更加露骨。

当时，由于中共中央正在长征途中，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国内无法派出代表到莫斯科出席会议，只得由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出席。李立三作为代表也参加了会议。会后，王明与康生共同策划了一个篡党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