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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尔滨火车站，李立三因为开会，没有能亲自迎接李莎母女，但是，他早理了头发，刮了胡须，穿上整洁的军装，等待李莎和女儿的到来。回到家里，他同李莎长久地拥抱着。常言说，久别胜新婚。他们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在李莎看来，李立三根本不像40多岁的人，看模样只有二十七八岁；在李立三眼里，李莎倒像是个俄罗斯的小姑娘。李立三俏皮地对着李莎的耳朵悄悄说：“李莎，我们两个又结婚了。”李莎将双手一摊：“呶。你呀，从来没有见您像今天这样高兴过！”两人仿佛离别了一个世纪那样长久，仿佛时间的长河在这里凝固。李英男被冷落在一边，她抱住李立三的大腿，亲热地呼唤着：“爸爸！”李立三赶紧抱起李英男，在她的脸上拔起了“脆萝卜”，双手举起她在空中旋转起来。对于李莎一家来说，这是划时代的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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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庭编译小组到中共中央编译局

李立三从苏联回到国内后，1947年亲自组织和领导了一个以他和林利为总校审的俄文编译小组，办公地点就设在哈尔滨吉林街11号李立三和李莎的家里。参加这个小组的还有王一飞及夫人刘凤香、欧阳菲、赵洵等。其任务就是把我党的重要文件《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南斯拉夫的文件、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晋察冀编辑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及毛泽东的其他重要著作翻译成俄文，介绍到国外；同时，把苏联和国际上的一些重要文件与著作译成中文介绍到国内来。1948年解放区青年代表团取道苏联到波兰参加国际青年工人代表会议。在李立三主持下，由李莎、林利和赵洵等将《中共中央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声明》等三个文件，赶译成俄文，各印刷400份，到会上散发。这些活动对于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宣传毛泽东思想，促进中外思想文化交流，起了积极作用。当时李莎刚来中国，还没有担任别的工作，就专心致志地投入了俄文的编审校订工作。

20世纪50年代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就是以李立三为主，由编译小组翻译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版了30万册，发行到全国。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特别是中央各部委和省级领导干部都要认真学习。该书对全党干部学习和提高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水平极为有益。该书的译者没有署名。李立三甘作无名英雄。

1953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就是在李立三当初在哈尔滨组建的这个编译小班子基础上扩建起来的。其任务是有计划地、系统地翻译出版马恩列斯的全部著作。李立三和李莎长期参与了该局的翻译校审工作。

1961年初，李莎还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俄文翻译校审工作。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她始终兼任着中央编译局的俄文顾问，直到1967年6月她被送进监狱，才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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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济婆母，李莎帮李立三找回儿女（1）

李立三自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其后又在苏联居住15年，前后近30年没有回过家乡。

李立三出生在湖南省醴陵县。1917年他在长沙广益中学毕业后，为寻找生活出路，在父亲的坚持下，回到家乡当了一名小学教员。父亲为了把他留在身边，还强行为他包办了婚姻。出于对当时封建礼教的不满，以及对原小学校长（当时任县教育会会长）叶沛棠徇私舞弊恶行的反抗，他决心投笔从戎，辞去教职，参加了护国军。

当时在人们心目中护国军的程潜是最了不起的一名革命者。为了走向革命路，李立三在程潜部下当了一名士兵。由于他有文化、办事能力强，很快就在湖南护国军三营七连当上了连队文书。后来，程潜发现，李立三不仅与他是醴陵县的同乡，而且李立三的父亲又与他是“同年”同一考场中的秀才，是老相识。有了这一层关系，程潜对李立三就更为赏识和器重。不久，就把李立三调到司令部候差。尔后，又做破译密码的工作，曾一度担任邮政检查官。同年底，程潜对李立三说：你不要在这里当兵了，我给你钱，供你去北京上大学深造。李立三听到有这样的好事，真是喜出望外，感激不尽。李立三拿着程潜给他的纸钞，先回老家，告别父母，再转往北京。

1919年春到达北京时，除去路费开销，加上纸币贬值，所剩无几，交不起学费，进不去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