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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文灏是孙中山“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理论的忠实信徒，在他的领导下，资源委员会人员不允许搞私营企业，甚至不允许参加私营企业股份。在一次“总理纪念周”###上，他曾大骂孔祥熙、宋子文背叛孙中山的遗训。他说：“我不明白，现在有些中山先生的信徒却在大办私人企业，像扬子公司之类，难道符合三民主义吗？”扬子公司的后台老板就是宋子文。

了解了资源委员会的思想渊源，对资源委员会的起义行动也就不以为怪了。

至于有人说，资源委员会里也有反动派，这可作为上述评价的补充。

孙越崎的一生中，给予他影响最大的人有两位：翁文灏和蒋介石。翁文灏将他从黑龙江小小的穆棱煤矿，一步步引导到蒋介石的面前；蒋介石将他从一个普通的工程技术人员，一步步提拔登上了国民政府部长的高位，成为中国工矿业的最高领导者。如果不是翁、蒋，孙越崎很可能只在中国的一隅默默地劳作一生。就在孙越崎策划起义的两个月后，孙科继翁文灏任行政院院长组阁时，曾将孙越崎的名字划掉，而名单送到蒋介石手中时，蒋介石立即又将孙越崎的名字补上，可见蒋介石对孙越崎的器重与信任。为此，在孙越崎百岁时亲笔修订的《孙越崎传》中，没有一句责骂蒋介石的话，只是说：“论私，我背叛了蒋介石；论公，我没有背叛国家。”从中可见孙越崎高洁的人品。

对于翁文灏，当孙越崎决定起义后，曾竭力说服他留在大陆。翁文灏伤感地说：“你可以留下，而我是第12名战犯呀。”

翁文灏曾准备带儿子翁心源到台湾，孙越崎则劝他：“心源还年轻，你何必害他呢？”翁心源也表示不去台湾，请父亲将他的已到台湾的妻子、女儿接回大陆。

孙越崎起义到北平后，仍惦念着漂泊海外的老友。当时不少的民主人士反对翁文灏回国，孙越崎便竭尽全力做各方的工作，争取老友能取得大家的谅解。在孙越崎的心中，对翁文灏不能不说存在回报知遇之恩的思想，他认为能够帮助翁文灏回到祖国，是对老友最好的报答。在孙越崎的努力下，终于得到周恩来的鼎助，使翁文灏于1950年12月回到祖国。

孙越崎是以欢欣鼓舞的心情迎接新中国诞生的。他在起义过程中，曾不止一次对部下说：“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后，会效法苏联搞建设，大家都会有用武之地。”确如他的预言，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立即以苏联为师，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随孙越崎起义的大多数人员也随之成为经济建设中的技术骨干。但对于孙越崎个人来说，却被迫走上了一条崎岖的道路。

我至今没有找到孙越崎为何不被重用的文字材料。我想，他举行起义的“不可思议”恐怕是主要原因。再有就是他的书生气。1954年政协开会时，周恩来让他上台讲讲领导资源委员会起义的经过，他竟不肯上台讲话。这对许多人来说，正是声讨蒋介石，表功表态的机会，他却轻易地放弃了。这其实很符合孙越崎的性格，那种旧时代知识分子为人坦诚，为事执着的道德观和自尊、自谦、自律的人格，使他既不愿张扬所做之事，也不愿去骂曾对他个人有恩之人。但他的所为，又不能不让人怀疑他起义的诚心。

孙越崎在解放后，曾做过两年的中央财政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在任内为国家制定了《基本建设工作程序暂行办法》。这个办法在建国初期为我国的经济建设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可惜“大跃进”后被废除，给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这是孙越崎1949年以后，为新中国所做的唯一一件实质性的贡献。

1952年，中央财委撤消，孙越崎被分配到唐山开滦煤矿管理处，任第三副主任。他步出了京城，从此迎接着一个又一个触及心灵的运动。他的实业家才智再不见闪现出光华。

一位老人对我说：“如果让孙越崎领导经济建设，国家不会在六、七十年代落后成那样。”

这只是假设，历史不是由假设写就的。

当八十年代孙越崎以90高龄复出，为改革奔走于大江南北的时候，一位随员感慨地说：“孙越老出来工作得太晚了。”

这是事实，是可以入史书的。

孙越崎的悲剧，确为我们民族的悲剧。

虽然如此，孙越崎却泰然处之，直至文革被关押，80岁了还被驱赶着挖防空洞，他依旧大度超然。

但他可以释解个人的痛苦，却无法排除为他人的痛苦。

文革爆发后不久，江青在一次###上公开点名说，原资源委员会起义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