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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家河将军泪　兵败七里坪1932年下半年，鄂豫皖边区遭到灭顶之灾。红四方面军主力仓促转移后，国民党对鄂豫皖苏区实行杀光一切壮丁、烧光一切房屋、抢光一切粮食的“三光”政策。

1932年11月，国民党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制定《匪区封锁条例》，规定对下列物资实行严格封锁：（一）食物类：谷、米、麦、盐、包谷、豆、甘薯、家畜等。

（二）军用原料类：铜、铁、白铅、硝磺、煤炭、汽油、棉花、电料等。

（三）卫生材料类：诊疗所需之中西药品等。

敌人还在其统治区设立“民众日用品公卖局”，对米、面、食盐、煤油等物资限量出售，以防人民群众多购这类物资偷运给根据地军民。当时的南京国民党《中央日报》曾报道过鄂豫皖地区广大农村的悲惨景象：逃生无路，水草捞尽，草根掘尽，树皮剥尽……

阖室自杀者，时有所闻；饿殍田野者，途中时见……

大小村落，鸡犬无声，耕牛绝迹。

然而，烧杀，抢夺，在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他们在血泊和炎海里，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更加英勇地战斗着。

伤病员，宁愿饿死在深山，也决不投降。山崖石壁上，刻下红军战士的壮歌：树枝砍不完根也挖不尽；留得青山在，到处有红军！

被捕者，宁愿在刑场上壮烈牺牲，也决不认敌为友。在监狱砖墙上，铭记共产党员的誓言：大别山里出好汉，生就骨头似铁坚；今日逃出虎狼口，明日回来报仇冤！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重，反抗愈烈。鄂豫皖苏区的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指战员的带领下，与敌人展开了艰苦、顽强的斗争。徐海东千里游击胜利返回苏区，给面临绝境的苏区又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1932年11月29日。黄安檀树岗。

有些凉意的秋风，疯疯地吹打着大别山区的枫树，摇落着它的红叶。

原红二十七军军长刘士奇和徐海东正在山路上匆忙地赶着路。

“娘的！人要倒霉，喝水塞牙，落叶砸头！”刘士奇气愤地往头上抓一把，将红叶打落在地上。

“好事！好事！人家说了，红叶落在谁头上，谁就要交桃花运啦！”徐海东笑着说。

徐海东哪里知道，红二十七军和省委会师以后，“肃反”还没有结束。省委没有全面听取中共鄂皖工委和红二十七军在东线转占游击的实际情况汇报，没有及时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而是听取了片面反映，一味求全责备，把刘士奇的某些军事技术方面的失误，无限上纲，扣上政治的大帽子，刘士奇受到不公正的评价和打击。后来，在1933年初，刘士奇在“肃反”中被错误地杀害，这是鄂豫皖，乃至中国革命的一大损失。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追认刘士奇为革命烈士。

“军长！说是说，笑归笑！这次开会有什么事？还把我叫上？”徐海东百思不得其解地问。

“统一会合后的红军编制，重建红军第二十五军。这样我们的战斗力就强啦！瑞打几个胜仗，恢复鄂豫皖往日的辉煌！”一说起红军、打仗、共产党这些正事，刘士奇苦闷的心情，顿时烟销云散，摆出跃跃欲试的架式。

“是该统一了。”徐海东接过话茬说，“就拿25日郭家河战斗来说吧！我们以五个团的优势兵力，打击敌人两个团的兵力，虽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但我们也损失惨重。”

徐海东一谈起军事，也滔滔不绝。他边用手比划着，边说：“那一仗，可说是失败的。其中最关键的原因就是指挥不统一。不能统一指挥，力量分散，就不利于集中兵力打击敌人。以后再这样打下去，都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险。”

两个人讨论得正激烈，不知不觉为到了会场。

檀树岗镇是革命老区，新黄公路（新县至黄安）横穿镇中央。中共鄂豫皖省委扩大会议会场选在镇东头靠近山脚的一处空房。省委的大部分同志都到了，有沈泽民、徐宝珊、吴焕先、王平章、郭述申、成仿吾、高敬亭、戴季英等。

徐海东不是省委委员，除了个别重大军事会议破例参加外，很少参加省委会议。

会议研究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政委王平章。徐海东被任命为七十四师师长。

“王政委，有你的正确领导，我们会打胜仗的！”坐在王平章旁边的徐海东满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