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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院派方法的傲慢和精神的独断，伤害我的良心。这些教条产自迂腐的心，处理灵性的事情像处理物质的事情一样，而甚至把上帝的公正和人的公正相提并论。那些神学家这般自信，他们想他们的结论被接受为最后的，盖上了印装入箱子保留至永恒。我当然反抗。这些教条中有许多是不相关的，且掩蔽了基督的真理。按典章编成的次序而论，保罗比彼得知道得多，而第四世纪的教父比保罗知道得多。按他们教训的比较而论，耶稣知道得最少。

我已失去封信仰的确信，但仍固执地抓住对上帝父性的信仰。圣诞节在清华大学主领主日学班时，我已在想象那颗大星怎样准确地把三位东方博士领导到马槽所在的那条街，觉得有很大的困难。我只能在桑塔亚那的感觉中，欣赏天使们夜半歌声的象征美。圣诞老人是失去了魅力的神话，但仍是一个美丽的神话。虽然如此，但在我自己切断和基督教会的连系之前，还必须遭遇某些事。

在北京，我和两位有第一流才智的人接触，他们给了我难以磨灭的影响，且用不同的方式，对我未来的发展有所贡献。其一是代表一九一七年中国文化复兴的胡适博士。文化复兴，连同其它较重要的事情，严格说来就是反儒学。胡适博士，当时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在纽约放出第一炮，这一炮，完全改变了我们这一代的中国思想及中国文学的趋势。这是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史土是一个路标，提倡以国语代替文言，作为文学表现的正常媒介。同时，北京国立大学有一个信奉共产主义的教授陈独秀，编辑向导机关报。胡适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博得全国的采声，而我在清华大学和他相会。这是像触电一般的经验。我对于这个运动的整个进步态度，直觉地表示同情。同代的中国大学者，梁启超、蔡元培及林长民，都参加这个运动。然后保罗·门罗、约翰·杜威，在我出国留学之前，又来北京大学访问。（我一九二三年从德国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毛泽东在那里当图书馆管理员——但没有人注意他，而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

总之，文化复兴是一种解放的力量，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过去作的一种完全真正的分裂。一方面军阀们正在交兵，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又为他们自己挑战及斗争的紧张情绪所支配，北京是充满活力的。林纾，那位我姐姐曾读过他的作品的伟大翻译者，同时也在北京国立大学，谴责白话为“引车卖浆者的语言”。那里有斗争那里便有活力，便有思想及研究的推动，有为它而战或为它而反抗的主义。年轻的中国被彻底震动。共产主义者陈独秀继续谴责儒家的整套系统，特别反对祭孔及寡妇守节。而胡适，一个典型的理性主义者，以科学考据为根据，实际上较为温和，写出来的文章像一位学者。陈独秀谴责迷信，如通灵人用它来写出诗句的中国扶乩。当然，那个机关报能轻易地做反对缠足的努力，因为我们已经生活在民国的时代，是以这种努力有点儿像马后炮。一个热心的学生写着：“我们大家都要背起所有中国女人的小脚（的责任）在我们的肩头”——确是一种对新自由战士的不寻常的任务。你想，事实上最少有五千万双中国女人的小脚要背，而这位青年可能有一双软弱的膝头。我不免为北京大学所吸引，而我出洋回国之后，便在那里任教。在这思想大动乱当中，我为我自己的得救，而埋头研读中国哲学及语言学——每一种我可以抓得到的东西。我在中国觉醒的怒潮中漂浮。

但有一个不加入吶喊的人。他一八八五年从柏林大学、爱丁堡大学，及牛津大学回国，他比我高一代。在他看来，我们这些民国时代的青年新贵，是无知而鄙陋的，即使不被现在称为德模克拉西的近代群众崇拜所腐化，灵魂也已被玷污的鬼鬼祟祟。他说我们是：“近代没有辫子的时髦中国人，回国的留学生”，“曾从英美的人民学习，不是循规蹈矩，而是‘行为不端’的人。”他是一个怪物但不令人讨厌，因为他是有第一流才智的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有见识和深度，不是在我时代中的人所能有的。没有一个在中国的人能像他这样用英文写作，他挑战性的观念，目空一切的风格，那种令人想起马太·安诺德的泰然自若及有条有理地展示他的观念和重复申说某些句话的风格，再加上托马斯·喀莱尔的戏剧性的大言，及海捏的隽妙。这个人就是辜鸿铭。辜鸿铭是厦门子弟，像是料理中国人文主义大餐前的一杯红葡萄酒。由于他把一切事情颠倒，而在我信仰的方向上扮演着一个吹毛求疵的角色。

我觉得最好是引用索美塞得·毛姆对于他的描写。毛姆没有提及辜鸿铭的名字，而在他那本“谈中国屏风”书中用“那个哲学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