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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制止了她。我知道这些，没有人能够解释。可是这是我们公安部门独有的现象吗？作为警察，我比谁都清楚，广东的公务员的实际收入平均六倍于他们的工资加补贴，大家都无法解释清楚。中央都放弃了让大家解释，因为如果都解释出来的话，全国那些普通民众会造反的。中央早就制定了领导干部要公布自己和子女财产的规定，可是不可能实行呀！那些东西如果公布出来的话，无疑就会成为普通民众讨伐中国政府的战斗檄文。

为什么偏偏拿我们公安出气？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全国人民在有困难时候就知道找公安，可是在批评腐败时，他们第一个想到的也是公安。

“你如果不服气的话，”王媛媛面带讥笑地说，“你能够给我举一个广东公安廉洁奉公的领导干部的例子吗？或者把公检法一起算上，你告诉我一个领导干部的名字，我保证在三天内向你提供他藏在各个银行和香港银行的存款！”

我很气愤，但我却真提不出。我们公安厅也有几个廉洁奉公的老公安，但都因为入不敷出，加上不合群而过着郁郁寡欢的日子。他们由于自以为一身正气而受到单位的排挤，家人的排斥。我想这种人在哪个单位都有。我如果真把这些人拿出来举例的话，那反而让我难堪。

反正我已经不再哼唱那首“金色盾牌热血铸就”的让我热血沸腾的歌，就是唱我也是在心里唱或者坐在马桶上哼两句。我也渐渐对值勤时群众投向我的复杂眼光习以为常。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于我，警察已经成为一个职业，一种赚钱维持我生存的工作。而我当初报考警官大学时，以为自己选择的是一种崇高的理想，一种值得自己“甘洒热血”的伟大事业……

我以为我会一直这样沉沦下去……

直到那天杨文峰的周伯伯出现！

我从电话里就判断出国家安全部退休的周玉书局长是被新塘镇公安局派出所设套抓起来的，为的是敲诈几千块钱。但我无法想象，周局长竟然没有识破他们的圈套，竟然只是给杨文峰打了个电话。我为当地派出所暗暗捏了一把冷汗。

全国的公安部门，特别是地方的派出所，几乎绝大部分都在搞敲诈勒索的勾当，这也是万不得已，地方警察办公经费紧张，不要补贴，有时连工资都要拖欠一两个月。这些五花八门的敲诈勒索手段中最有名的就是抓嫖客游戏。为此有的公安公然和当地妓女勾结，等她们以找酒店等为名，把男客骗到房间，然后公安突然出现。由于妓女身份确凿，而且当场坦白，被骗的人自然无法洗脱嫖客的身份。这些“嫖客”大多害怕单位知道家庭破裂等，自愿送上五千到一万的罚款。这个钱公安和妓女私分。全国公安都在乐此不疲，湖南等地更是每个派出所都这样干，于是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只是这次新塘的这个派出所竟然搞到国家安全部周局长身上，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然而当我看到周局长的时候，我觉得更加不可思议的是他的谦和和平易近人的样子。我也曾经有机会和广东的政法部门的厅长和局长出差，可是他们那个铺张的派头和那个前呼后拥的德行，放在面前这位周局长面前，简直不亚于皇帝出巡。

这个周局长并不是普通人，他的传奇故事在我们公安和安全战线是家喻户晓的。由于他在情报领域的丰富经验，他一直工作到六十六岁，超过正局长退休年龄六年才被国家安全部党委会议勉强同意退下来。

现在这位传奇人物就在我眼前，一边用自带的手帕擦鼻涕，一边看着我们微笑。被我们领出当地派出所时，他手里提了个小包。后来杨文峰告诉我，他的周伯伯在搞什么社会调查。我想有机会，我得告诉王媛媛，让她看看像周玉书这种领导干部，不要把我们政法系统的人都看成坏人。

*****

初次见到周玉书六个月后的一天早上，我刚刚到办公室，处长就进来，他说：“李副厅长叫你去他办公室。”

我看了看处长，准备和他一起走，但处长回到他自己的办公室，我知道是要我一个人过去。我忐忑不安地敲了敲李副厅长办公室的门。门开后，我发现李副厅长办公室里坐了另外的三个人。李副厅长招呼我坐下。我这才看到面前的三人腰板挺直，其中两人年纪较大的头发都花白了，另外一个和我差不多。

“小梁，这几位是上面来的。”

我和他们一一打招呼，那个年轻人打量着我，有些盛气凌人，花白头发只是微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