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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府第以外，分府时总要置办家具、陈设，需要一大笔款子，因此在分府时，须特赐一笔“钱程”。在康熙时定例是二十三万银子。怡亲王胤祥在康熙朝未领过这笔款，因此，我判断胤祥根本未曾受封，亦就未曾分府——圣祖崩逝时，胤祥方圈禁在宗人府，怡亲王乃雍正所封。

皇子年长学成，为朝廷办事，大致可分为两种性质、四大类别。会典规定，可派皇子充任的职差为一种性质，非定制而出于特命为又一种性质。前者除少数特例外，一般而言，无足重轻；后者则可看出皇帝的意向，并大致可以测定其前途。

四大类别是：

一、恭代祭祀：中国的传统讲究礼治，一年到头，祀典不断。祀典分大祀、中祀、小祀。自明世宗更定后，相沿勿替，只有小幅度的修正。大祀应该皇帝亲祀，但以种种缘故，不克躬行，照会典规定，可特命亲郡王恭代。此是例行故事，无甚意义可言。但冬至南郊祭天，自雍正以后，格外重视，奉派恭代的皇子，被视为大命有归的暗示。

二、临时差遣：遇到某种情况，必须表示重视其事；或形式上应由皇帝亲裁时，临时差遣皇子办理。如赐祭大臣，常派皇子带领侍卫前往奠酒，即为一例。派出皇子的身份，常视被赐祭的对象而定，如杜受田灵柩到京，特派恭亲王带领侍卫十员前往奠酒，足以显示对杜受田的恩礼特隆。

三、分担政务：康熙以前，原则上不使亲贵干政；皇八子胤禩曾一度奉派为总管内务府大臣，则以胤禩特具事务长才，而内务府大臣只是管皇室的“家务”，与参国家机要者不同。

雍正得位，信任怡亲王胤祥、庄亲王胤禄，则以兄弟阋墙，非在骨肉中结党不足以残骨肉。及至乾隆即位，起初正如雍正之作风，但深知重用亲贵，一则有尾大不掉之危，再则有徇庇纵容之害，所以约束王子，不使与闻政事。嘉道亦大致如此；及至咸丰即位，因洪杨势炽，且恭王确有才具，一度使之掌军机，由此成例。而亲贵执政，弊多于利，已成定论，清朝之亡，未始不由此。

四、寄以专阃：清初亲贵从征，立功大小决定爵位高低，亲属关系的远近只于领兵多少有关系；兵多将众而不能克敌致果，只会受罚，不会被奖。因此，派出大将军寄以专阃，就理论而言是予以一个立功的机会，亦可说是一种考验。既能通过考验，又立了功劳，则选此人继承皇位，为理所当然之事。康熙在夺嫡纠纷以后，绝对禁止皇子结党争立，而晚年任皇十四子为大将军，用意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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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皇帝即位

谈到皇子成为皇帝，不能不先谈“大行皇帝”。皇帝驾崩，在未有尊谥、庙号以前，为别于“今上”，概称“大行皇帝”；皇太后、皇后亦然。中国的皇帝，暴崩的很多，或者由“不豫”至“大渐”，亦即起病至临危，往往只有两三天的工夫。夷考其故，皇帝玉食万方，营养过剩，加以起居及医药上的照料，至少是十分周到，所以诸如肺结核等慢性病极少发生，而高血压、心脏病则为恒见，这两种病，夺命皆速。所谓“暴崩”，不是脑充血，便是心肌梗塞；清朝有好几个皇帝即死于这两种病。

世宗可能顾虑到这种情况，仓促之间，口噤不能言，无由下达“末命”，岂非又起骨肉萧墙之祸？因此发明了一个皇位继承问题的特殊处理办法：亲自书写继承人之名，藏于乾清宫最高之处，即世祖御书“正大光明”匾额后面；另有一小银盒，内中亦书同样的朱谕，出巡时由贴身太监随身携带，以备变出不测时，仍能确知大位谁属。

一般而言，至大渐时，召继位皇子及顾命大臣至御榻前，口宣末命；驾崩后，继位的皇子既未登基，更无年号，而且天下臣民还不知道宫中“出大事”，但根据“国不可一日无君”的法则，既有遗命，不必柩前即位，即已自动成为嗣皇帝。顾命大臣、其他皇子以及宫眷、太监等，行大礼、改称呼，作为事实上承认皇帝的表示。

嗣皇帝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处理大行皇帝的遗体。清朝皇帝经常“住园”，夏天则至热河“避暑山庄”避暑；即便在宫内，自雍正以后亦住养心殿，不住乾清宫。主要的原因是，以满洲“祭于寝”的习俗，皇后所住的坤宁宫，经过改建，地下埋了两口大铁锅，每天后半夜煮两头猪祭神，中宫变成“沙锅居”，何能再住？

所以除大婚合卺之夕，一住坤宁宫东暖阁，以应故事之外，皇后从不住坤宁宫；这样一来，皇帝亦就不住乾清宫了。

但乾清宫毕竟是皇帝的正寝，所以不管康熙崩于畅春园，雍正崩于圆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