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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整篇文章的结构基本就是我那篇见报稿子的结构；我写的4500字几乎每一个细节每一段表述都可以在这篇文章中找到对应，只是都被蒙上了一层一戳就破的面纱。�

比如我前面提到的两段文字，我的原文是这样写的：“……消息一经传出，小琴、小明一夜之间成了全国媒体追逐的焦点。大家都有些不相信一个身体健康、思维正常的小伙子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更对他俩在一起的生活投注了复杂的目光：好奇、钦佩、怀疑……”�“这是一家专门为艾滋病人、感染者及其家属提供优惠治疗的医疗机构，门脸儿很不气焰，二楼被隔成一个个简易的病房。因时间已晚，只有一个房间还亮着灯。”�

此外，我那篇采访因为笔误犯了个错误，对方甚至把这个错误也“剽”了过去。�

最搞笑的是一些只属于我自己的语言被改得不伦不类，比如我原文中那句“……高烧不退肺部感染？！这几个字让几年中一直在做艾滋病报道的记者忍不住道吸一口冷气……”———某同事说“倒吸一口冷气”这样的表达只可能是我这样的毛头小伙子才会用，老记者是不会那么一惊一乍的，可是在这篇文章中写的是：“……高烧不退？！肺部感染？！这一行字让1991年以来一直做有关毒品报道的记者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

说实话，我之前一直气得鼓鼓的，惟独看到这一句时忍不住哈哈笑了起来，因为这人登在文章中的采访照片看上去已经40岁左右，想想这么一位看上去端庄稳重的老记者动不动就“吸气儿”，实在是有几分滑稽。�

2第二天我在重庆街头报摊上见到那篇抄袭文章正在显眼位置热卖，就买了一份留做证据，想要是真的打官司也许用得上。买来就扔在箱子底，一次都没翻过，老觉得心里不舒服。�

两天后我回到北京，把这事情跟新闻中心主任沈说了。她听了很惊讶，因为这个人和这家媒体实在是很出名。她把我的稿子和那人的稿子拿去，一边核对一边把抄袭部分勾出来，结果那篇文章被勾得密密麻麻。她也有些来气：“这绝对是抄袭，4500字的东西全部照搬，也太过分了！”�

我们商量的意见是，先以报社名义跟这人接触一次，要是他态度好就想解决办法，要是态度不好，那就上法庭。�

我被“剽”了（2）

沈给那人的手机拨了电话。那人大概已经听到了些风声，一听她的来意，立马服软：“我借鉴了你们的稿子一下，没有跟你们打招呼，实在不好意思。”沈说：“您这说法是不是太轻描淡写了一点，7000字的稿子有4500字一样，这好像不是‘借鉴’了吧？”�

那人说：“我交稿子的时间太紧……”沈说：“这好像不是理由。”�

那人又说：“你们那篇稿子写得太好了……”沈说：“这好像更不是理由了吧。”�

那人见躲不过去，只得没口子地道歉：“接您这个电话，我汗已经下来了。”沈笑笑：“我只是先了解一下情况，这事解决办法还要和律师以及当事记者商量一下，到时候我们会跟您联系的。”说罢就挂了电话。�

沈说，那人很怕他单位知道这事，因为他已经不是我这样的小卒了，而且他态度实在很好。“你说怎么办？”沈问我。我说：“要不，放他一马？”尽管我对他这样过分的抄袭非常气愤，尽管我也的确动过打官司的念头，但是我仔细考虑过后还是决定放他一马。�

当时我是这么想的，如果他是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新手，我也许打一个电话告诉他不要这么做就完了，但是他不是，所以多少得为这事付出些代价。至于多大的代价，我还没想好。就在我们商量的时候，沈的手机响了，是一同事打来的，那人拜托他说情。嘿嘿，找得真快。我暗笑。3第二天早上8点开始，我一连接到三个电话，都是不认识的人冒昧打来求情的，被我不冷不热地打发了。下午又接到一个，是京城某媒体的同行，听声音应该是个前辈，他说得更直接：“他愿意赔点钱，你提个数吧。”虽然我那时已经咨询了律师，知道用钱解决是最简单的方式，可是一听他这话我还是嫌那山芋烫手：“您让他提吧，我先要钱不就是敲诈了？”�

三天后，那边又来电话：“我问过他了，你看1000块怎么样？”哼，1000块就想买我的“孩子”，边儿去！�

我说：“我已经打听过，他那边的稿费是每千字150元，他抄了4500字，我们律师的意见是3000元，按稿酬的5倍索赔。”中间人马上说：“这样吧，你退一步他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