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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只身回到中国。他回国是为了找个寺庙，重新闭关修禅，他选中了广州白云山上的菖蒲寺，这座寺庙建于宋代，苏曼殊幼年做小沙弥的时候也来过这里，这会他决定就在寺中留下来。白云山菖蒲涧前有小楼三楹，朝云推窗，暮雨卷帘，在苏曼殊眼中，环境如此怡人，绝对是最适合修炼的地方。到了深秋，苏曼殊在宁静的山林中走着，发现石亭前有三卷《澹归和尚诗词》的手抄本，澹归法师文采风流，让苏曼殊获益良多。可是渐渐苏曼殊觉得这个寺庙又不适合自己了，他发现庙中的僧人生活并不正规，住持也长期住在羊城，寺中几乎没什么真正的佛事可做，更谈不上象苏曼殊这样研佛了。他似乎已受不了寺中那些僧人懒散的作风，整日只能以诗书打发时日，偶尔也作几幅画。可是时间一久，他也觉得厌烦了，本来是为了与众僧一起研佛的，现在却只消沉地以诗画自谴，那又何必跑到寺庙中来呢。这位不到十七岁的苏曼殊把学佛的环境看得太重，于是，他决定暂时离开寺院。

踏过樱花第几桥（3）

到了一九零零年的春天，苏曼殊从寺院中出来东渡日本，他决定再重返大同学校。这个时候他引起了学校中师生的注意，他着僧衣，剃光头，在他们眼中苏曼殊成了真正的和尚。这个时候梁启超正好到大同学校执教，要挑选五六名优秀学生加课，特行独立的苏曼殊也被选上了。梁启超早就听说苏曼殊的聪颖，还了解到他曾在上海师从西班牙牧师庄湘学过英语，而且诗画皆擅。苏曼殊虽有一半的日本血统，可他从来就认定自己是个中国人，而且当时中国版图遭到列强的瓜分，国势颓荡，苏曼殊就此还说过，“假如需要且必要，我便是当今之荆柯”这样的话来明志。梁启超是个爱才之人，苏曼殊这样年轻的有志之士怎能不收？从此，他也成了革命党人中的一员。

很快两年过去了，苏曼殊也以优异的成绩从大同学校毕业了。他和张文渭一起进入了东京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学习。曼殊到东京后，生活境况是很糟糕的，他的表兄每月只资助他10元钱，是根本不够用的。他只能到郊区找了一家最下等的旅馆食宿，每月食宿的费用加起来仅六元，这点苏曼殊到不计较，就是晚上点不起油灯。看不成书这让他非常苦恼，也正因为这样白天他非常勤奋，将功课之类早早做完。

经济窘迫之外，伴随苏曼殊的还有孤独。不过困境并没有让他不思进取，在这一年中，他的美术功底又扎实了许多，人物画山水画仿佛出自专业画家之手，这让老师和同学非常惊讶，尤其是哥哥煦亭，还以为弟弟在东京读过美术专门学校呢。而且绘画并没影响他的成绩，每门功课都名列前茅。在大同学校时，苏曼殊有一个叫冯自由的同学，是个活跃的革命分子，是他介绍苏曼殊参加了青年会，由于这个青年会成立比较早，所以到了这个时候苏曼殊算起来已是位老资格的革命志士了。一九零三年的春天，苏曼殊转入成城学校学习，这个学校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这一年中俄签约，按照约定，俄国应该撤走他们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趁机占领的东三省军队，可俄国并没有守约，反到无理地提更多的要求，此时激愤的苏曼殊就参加了“拒俄义勇队”和“秘密革命组织”。这两个组织的成立，让软弱的清政府坐立不安，下谕说：“于各学生或国者，遇有行踪诡秘，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随时获到，就地正法。”，迫于这样的压力，义勇队更名为“军国民教育会”。这个会规定，成员必须每月义务捐款四角，苏曼殊生活拮据，可每次都捐一到两圆。期间，他还经常与廖仲恺、黎仲实等人一起到郊外进行步枪射击等训练。苏曼殊的这些举动引起了表兄的不安，他曾答应苏贾森照顾好曼殊的，这时担心无法向他父亲交代，多次劝阻苏曼殊放弃革命的想法，甚至以终止生活学习费用来要挟，可他仍旧信念坚定。恰在这个时候，军国民教育会正需要有人回国宣传革命，苏曼殊决定回国担当此任。他把回国的决定告诉表兄，并没说为了宣传革命，表兄答应了他，心头也像是甩开了一个包袱，以为他回国就安稳了，并帮他买好了船票。

回到国内后，苏曼殊先在苏州吴中公学任了一个月的英文教师，到了十月份，他到上海任《国民日日报》的翻译。他本有一肚子的想法要倾吐，做编辑正好是如鱼得水，文章、翻译，一篇篇地见于报端。《国民日日报》是章士钊主办的，在办此报前，他还曾办过《苏报》，由于报纸以宣传革命为主题，被清廷查封。现在这份报纸依然敢于直言，启迪民智，再加上激进的苏曼殊到来，这份报纸更是引起清廷不满。不过它并没被外界压力击倒，反是最